时间：2023-01-17 02:57:31
序论：在您撰写生态风险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人、生产、环境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要素。人通过生产与环境产生能量交换并相互影响，而生产始于设计，也决定于设计，设计不仅提供生产的理念，也提供生产的方案。如果说生产是人与环境能量交换的中介，那么，这个中介的灵魂就是设计，设计对于人与环境的互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的生产、生活已经对生态平衡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环境污染也从最初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风险概念应该被确立，这一概念即是：由于工业产品设计所导致的产品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可能性。其逻辑关系是：工业产品设计定义产品要素、决定生产工艺、指导销售策略、引导消费行为、影响生活方式，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有必要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梳理，得出其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风险，这将有利于调整设计策略或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从而将其生态环境损害消除或降至最低。这一全生命周期主要包括产品的选材阶段、产品的生产制造阶段、产品的运输与销售阶段、产品的使用与维护阶段以及废弃物阶段。
二、产品选材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材料是构成物质产品的基础，选材是工业产品设计的重要内容。选材，不仅关系到产品的物理性能、视觉感观、触觉感受，还直接关系到产品材料的获取及其加工工艺，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从构成产品的材料来看，可大致分为天然材料和人工材料。目前，在工业产品的用材中，天然材料主要是木材、皮革和稀有石材。天然材料在色泽、质地与安全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由于天然材料直接取材于自然环境之中，“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因此并不存在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当某一天然材料的数量与质量发生变化时，对整体生态平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树木被大量砍伐，会造成水土流失、荒漠化、生物链条断裂等恶果。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稀缺性能够有效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商家对其趋之若鹜，因而，某些优质的天然材料就此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从生态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损失将比前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如果说，对天然材料的过度攫取其危害是显著的，那么人工材料，尤其是不可降解的人工材料的泛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则是触目惊心的。人工材料建立在化学工业的基础上，人工材料之所以诞生，即是为了弥补天然材料在化学性质、物理性能、原料获取及加工成本等方面的劣势，然而，也正因如此造就了人造材料与自然环境的对立。人工材料泛滥所带来的环境损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其获取需要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并产生废气和废水；2.难于或不能被自然降解，所形成的固体废弃物会对土壤、水体、生物造成直接或潜在威胁；3.回收利用的成本高昂，焚烧所产生的大量有毒物质加剧环境污染。对于产品设计中的选材要十分慎重，既要考虑成本因素，更要时刻以生态利益和环境安全为准绳，着眼于材料科学的进步，依照不同产品的性质和用途，选择最为适宜的材料，做到物尽其用；同时，应尽量减少构成产品的材料种类，降低其回收、利用的难度，将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降至最低。
三、生产制造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设计，确立工业产品的各项效果和技术指标，并通过选择和制定相应的生产工艺将其实现。具体来看，工业产品设计需要对产品的外观尺寸、造型、结构、材料、色彩、表面肌理等进行定义，生产和制造则是依照以上各方面的设计内容而展开的。众所周知，简化生产工艺能有效提升效率、压缩成本、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减轻环境压力。一方面需要借助技术创新，如设备的创新，多轴联动机床、激光雕刻机、大型3D打印机的面世，使得以往复杂的工序得以简化并能够获得更高的加工精度；再如材料的创新，记忆合金、纳米陶瓷、石墨烯等新材料相继出现，除具备优异的物理性能之外更能够简化产品结构和制造工序；但无论是新设备、新材料还是新工艺，都需要长期的研发和巨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工业产品设计的优化，相较于技术创新，通过设计手段简化生产工艺将更加直接和高效。如在“绿色设计”理念指导下开展的简约设计（Minimalismdesign）、可调节设计、模块化设计、工艺简单化设计等，都能够极大地降低产品复杂程度，提升模具利用率并简化装配工序；此外，采用简洁的造型、单纯的材质、简单的结构，利用料本色、材料本身质地、暗线装饰等具体的设计手法也能够有效地简化生产工艺。诚然，复杂的生产工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然而，以此为标榜并刻意为之，反映在设计上，即是复杂的造型和结构，繁复的装饰和材质的堆砌，虽能够造就一时的感官刺激，然而从长远来看却是难以持续的，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取的。研究生产制造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有利于工业产品设计向着“结构最简单、材料最俭省、造型最简练、表面最纯净”的方向发展，从而简化生产工艺，将生产制造阶段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
四、运输与销售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运输与销售是产品转化为商品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不论是商家还是设计从业者，都对其高度重视。从设计角度来看，要保证运输与储存的便利、高效，以及促进销售，重点在于产品的包装，可以说，运输与销售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主要来源是产品的包装形式。首先来看运输阶段。从规模上来看，产品的运输无外乎两种，一是大批量的运输，如从工厂将产品运送至销售地，二是小批量或单品的运输，如从销售地运送至客户手中。无论是哪种形式，在运输过程中，对包装的核心要求是保证产品安全，即是保证产品免于因震动、撞击、挤压、受潮等因素的影响而使产品损坏或失效。为了保证产品安全，就必须采用更坚固的材料、更大的缓冲空间、更好的密封效果等，随之产品包装的质量更重、体积更大、耗材更多，但这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包装本身物料的浪费；二是运输效率的降低，而这也是运输阶段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部分。产品包装除保障产品安全之外，另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增强展示效果，展示效果对产品的销售有着巨大影响。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产品在包装上煞费苦心。产品包装设计，为了增强展示效果，促进产品销售本无可厚非，在此要批判的是“过度包装”。所谓“过度”，即是包装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如运用高档材质、复杂工艺、夸张的体量等，甚至在部分行业，包装的成本已经高过产品本身！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过度”来追求更大的附加价值。如果说，过度包装的首要问题是对资源的浪费，那么更大的负面效应是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因为这种包装形式营造奢侈消费，助长奢靡之风。研究产品的运输与销售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有利于产品包装向着轻量化、小型化、集约化、便于利用、易于再生的方向发展，这既是还原产品包装的本真，亦是对生态环境的责任。
五、使用与维护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业产品设计将定义产品的使用和维护方式，是使产品具备物质功能和使用价值的关键。产品的使用和维护，施动者是人，受动者是生态环境，连接两者的介质是产品，因此产品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人的需求，二是环境的制约。满足人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产品的安全性和易用性（Usability）。产品的安全是基础，要求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确保用户的使用安全；易用是更高的要求，即是方便人们更好地去使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可学习性、可记忆性、减少误操作、具备效率、令人满意。这既是工业产品设计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亦体现出目前产品设计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将会导致人在使用与维护产品时遇到诸多不便，甚至是危险，以至于对人身财产及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要适应环境的制约，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产品的质量，二是产品的能耗。在这里，产品质量是指能否长期、稳定、高效地工作；而产品能耗是指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节能环保。要满足上述要求，首先，需要通过设计为产品设定适当的功能范围，功能范围过窄，会使得产品功能单一，适应性不足；功能范围过大，会造成功能浪费、结构复杂、维护困难。其次，需要通过设计使产品具备优良的工作性能，主要体现在产品的技术应用，材料运用、结构和工艺设计上。再次，需要通过设计使产品具备科学的使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高度协调的人机关系。研究产品的使用与维护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安全性、易用性，实现产品使用和维护的绿色高效。
六、废弃物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产品丧失物质功能和使用价值后成为废弃物，此阶段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效应最为明显。现代设计强调贯穿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尤其是“可持续设计”（SustainableDesign）的理念，提出设计应当使产品具备“从摇篮到摇篮”（CradletoCradle）的可持续性，即是希望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但要使产品具备这一属性，需要摆脱两方面的困境：一是材料的限制，二是观念的束缚。工业产品的用材绝大部分是人工材料，尤其是高分子材料，这类材料的共同特征是制造容易、回收困难，因而其成为固体废弃物污染的主要来源。尽管所谓“绿色材料”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现实是这种材料并未成为目前工业产品的主要用材，这里既有技术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也有人们观念的因素。相对于突破材料的限制，观念的转变显得更加困难。首先，人们对于产品的态度普遍是“喜新厌旧”。产品生命周期的完结和产品代差的出现，是造成这一观念的客观因素，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产品推陈出新的频率越来高、间隔越来越短，刺激着人们的视听、调动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因此，许多产品被提前“终结生命”。其次，人作为视觉动物，总是被精美、华丽的事物所吸引，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事物拥有更夺目的特征，而更主要的因素是人们对物质的迷恋和财富的炫耀，反之，质朴、简单的事物很难成为市场的主流，实际上，这是植根于封建时代、发展于工业时代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在当今的投射。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缺乏主动延续产品生命和参与废弃物再利用的动机，人们已经习惯于购买和抛弃，而非维护和再造，因为前者意味着喜悦和简单，而后者意味着乏味和挑战。研究产品废弃物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是对可持续这一命题的思考。可持续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可持续，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以设计引导和满足消费需求，并维持需求的持续满足，是达成可持续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七、结语
1．风水景观文化底蕴丰厚
我国古人认为，风水理论就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也就是自然环境的运动和变化规律，采取顺应自然、符合自然之道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就会获得人生的和谐美满与平安快乐。中国是礼仪之邦，一向讲究“和”，凡事追求吉利，生活期盼持久祥和，所以，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美满。而风水理论就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理解并人为地加以控制、迎合、引导、利用，从而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保证居住者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这是人类世代不懈追求的生存目的，也是人类生存文化的根基。因此可以说，风水景观实际上不仅具有朴素的生态思想，也是一种附带了人类环境意识和活动形态的文化景观。文化背景是景观环境形成与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表现在人文景观环境上。景观环境的形成与其所处文化背景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文化塑造景观，景观又反映着文化。中国的景观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的风水景观文化，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特色。风水理论既是中国传统景观文化的表达，也是中国特色景观的最基本的要素及文化渊源，具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
2．中国传统建筑与景观环境中风水布局的生态思想
在我国诸多传统建筑与景观环境的设计中，人与环境常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建筑和环境是和谐共生、荣辱与共的，个人的兴盛与衰亡与其所处环境的风水布局密切相关，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思想。安徽歙县宏村的景观规划和人工水系，是建筑史上一大奇观。宏村水系由两处水源形成，即地表水与地下水。不仅在理论上遵循了中国古代的风水法则，在实际的运用中也显现了非常科学的一面。村内的月沼和村外南湖形成了“阴阳”二水，这两个水系互为补充，相互调节，使宏村的供水系统保持在稳定的状态，既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涝灾害，又可以保证水质洁净。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解决了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种“浣汲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而世代居住宏村的汪氏家族，历代人丁兴旺，才人辈出，与这良好人居环境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二、风水思想具有现代景观生态学的内涵
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观设计讲究“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恰恰包含了现代景观生态学的内涵和设计原理。现代景观生态学思想强调要以自然为本，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风水景观格局，讲究选择合适的自然环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共生共荣，实际上是对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具体体现。风水理论的理想景观是“藏风纳气”，意即寻找生命之气，存续生存能量。这种有生气的居住环境应该是:避风向阳，山清水秀，流水潺潺，草木欣欣，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生机盎然之地。这种风水景观也可以通过利用人工造景，规划设计出水景方位、水势大小、水流方向，同时有机规划和利用居住区道路分布和走向，以达到风水学中的理想山水区位环境，使人在其中可以产生各种有益的物理、生理、心理效应，思维清晰敏捷，身心愉悦健康，创造力也格外活跃。风水理论认为，住宅室外环境的规划与设计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摹本来构建的、人为形成的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将自然因子运用到人为环境之中，适应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目的。居住区景观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住宅建筑、环境、道路、交通、给排水系统，是一整套的环境与场地的设计，和建筑的概念不同，和园林的概念也不能混淆。因此，运用传统的风水理论进行居住区景观设计，将传统景观文化与现代景观设计有机结合，就可以营造出自然、宜人、生态的居住区景观环境，以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风水理论所蕴含的生态设计思维
风水理论的本质是协调人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对于人居环境的建设，风水理论认为，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顺应天道，以自然系统为本，构建人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与发展，人们对全新的技术手段目不暇接的同时，困扰人们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接踵而至。近百年来，科技的进步似乎让人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工业与技术革命的恶果触目惊心，这一切使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观念被深刻反思，西方原有的机械自然观正逐渐向有机自然观过渡。而东方的文化理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世界观中的自然生态思想和景观文化理念，被重新认识和诠释，明确了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从欧美的“都市美化运动”到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再到霍华德在《明日的城市》中所提出的“田园城市”，都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一起和谐发展的渴望。人们将目光转向秉承“有机自然观”的东方，探索中国风水文化的潜在价值。中西方设计者将风水文化及其核心思想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试验性的尝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美国的景观建筑师中，赖特是最早提出“有机建筑”这一思想的，他设计的“流水别墅”是表达“有机建筑”思想的重要代表作。“有机建筑”源于老子的道家哲学。“道法自然”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赖特的“有机建筑”思想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外结合，内部与外部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内部即是外部，外部即是内部。简单来说，就是有机建筑本身自然地存在于环境之中。流水别墅如同从地底自然生长出来，浑然天成。建筑、空间和环境相辅相成，依照自然的启示行事即是“道”，注重各要素的联系，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万物皆有本源。在材料的选择上，因地制宜，选用当地的材料，且所选材料的使用忠于其原本属性。这也体现了设计师对自然和生命的理解与尊重。赖特认为:“建筑和其他自然要素一样是平等而有生命的，建筑是不能与一定的生存环境割裂而单独存在的。”这也表现出赖特对于道家“有机”与“和谐”思想的认知与追随。风水理论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学问。若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评析，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提取其合理成分，摒弃其糟粕，这一古老的文化理论将会重新焕发青春，对当代景观规划设计学科的发展也将助力非凡。
四、风水设计符合我国城市居民的文化心理特点
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城市改造的进行，设计师们对风水理论也进行了一些拓展性的研究，将风水理论运用到居住区的选址及布局中。虽然现代建筑以高楼大厦居多，少有山谷围绕、河流穿越，但也可以不失章法，将传统的风水理论运用其中，达到景观宜人、居住舒适的目的。在现代的居住区景观环境规划与设计中，具有风水格局特点的景观环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是因为，风水景观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居景观哲学，又符合人对景观环境的审美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行为特点。现代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中，常引入风水理论以实现“依山傍水”的格局。例如，可将高大的建筑安置在小区的北部，以阻挡强劲的寒风;水景可人工引入，形成明堂;居住建筑常以绿地所环绕，以阻挡来自于街道及以外地区的烟尘与喧嚣。通风和采光是人们对居住建筑最基本的需求，亦是风水理论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居住区内的建筑可以平行布局或自然错落来实现通风和采光的需求。小区内道路的设计应曲径通幽、弯曲有情，以达到藏风纳气的效果。植物的配置方面多选择乡土树种并与外来植物相结合，可使之生长繁茂景色宜人。传承“风水”文化，继续发掘、研究风水理论，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会创造出更加舒适、健康的人居环境。风水理论中所说的风水景观格局和形态，从本质上讲是人们追求安全需要的心理反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的人性化以及对人们心理需求的满足等观念，越来越受到景观设计者的重视，他们开始研究人们的居住喜好、行为心理以及环境的影响，并尽量通过设计来实现人与景观环境的和谐互动。由此可见，认真发掘中国的风水文化景观内涵，深入理解其景观文化思想，会为现代景观设计注入新的生气。
五、结语
关键词：风险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亚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55-02
一、国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在2007年达到高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哲学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二种视角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整理。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来反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代表性学者包括庄友刚教授，刘岩博士和教授，这些学者分别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贝克风险理论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庄友刚教授首先梳理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解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经过分析阐明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分别包括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构成风险社会的历史前提，在风险的形成和应对中，市场、科学等因素都是现实风险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促成全球风险社会的直接因素是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并且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就是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庄友刚教授在其专著中针对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历史审视，指出该理论的理论困境与不足，贝克的风险理论正是缺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导致了其理论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而且，贝克正是由于避开了风险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而流于改良主义（庄友刚，2008）。
教授和黄承愈教授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以认识论为基本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从知识并非从实在出发的知识风险观，也正在于此这种知识风险观造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困境。以至该理论分别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层面都存在着矛盾冲突（，黄承愈，2006）。教授和王晓宁学者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他们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来作为参照点，提出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研究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王晓宁，2007）。教授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终结观――作为该理论的本体论前提，他们认为虽然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少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该理论具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该理论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宿命论。（，2007）。通过以上论文可见，如果要克服以上所提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需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具体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律性历史过程。
学者刘岩立足于的实践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的两重性，这一理论缺陷导致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聚焦于人本身之外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上，忽略了风险社会中的人本身这一因素（刘岩，2008）。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的综合整理
国内的一些学者归纳总结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内容，归纳出贝克所提出的现代化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人为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以及自反性这些特征（赵延东等，2007）。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关键原因是一直以来人们引以为豪的知识以及相关的决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最后还有风险的无责任主体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后是失败的现代社会管理（程新英，柴淑芹，2006）。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逐渐向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转变，因此风险生产―分配逻辑成了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闫顺利，吴晓梅，2011）。贝克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以新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风险突破了地区的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地域的方式传播，在此程度上，风险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风险，并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也是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知识风险因此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同全球化主题结合一起提出了“文明风险全球化”。（章国锋，2006）。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包括倡导反思性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安全性策略和相关决策机制，建构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崔德华，2010）。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科技、结构、政治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潜存着巨大的风险，在风险社会时期，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会具有人为不确定性，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的专家会针对自己的不同利益偏好和不同的动机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刘岩，2008）。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风险被科学化了（赵延东，2007）。贝克针对第二次现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个体化，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新社会模式（刘秦民，2012）。针对个体化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认为，从社会传统及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个体化社会是无法容纳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它与传统之间的拉锯战将会使每一次的个体化过程都相应伴随着传统的再次整合，并且对于这种整合之后所形成的综合体却不是由原子般的人组成的（谢友倩，2007）。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刘秦民，2012），为解决现代化风险转型所带来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特别强调了“亚政治”（刘岩，2008）。除此之外，贝克还强调世界生态民主政治，这是一种通过国际条约和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王小钢，2007）。
韩沛伦学者不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还批判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局限性。首先，该理论未能深入揭示现代化风险的根源所在，其次，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明显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最后，因为贝克的风险社会文化批判就理论上而言具有片面性，导致了该理论最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也没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韩沛伦等，2007）。
以上述国内学者们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来看，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仍然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理论化及系统化，其研究主体有待进一步凝练，特别是该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险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发展。
二、国外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英文名称：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3-5897
国内刊号：11-5470/X
邮发代号：2-30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6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关键词：风险；科技风险；风险社会
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及个人都无法逃避，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家来说，更是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风险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风险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的现实状态，深思并反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不失为一种冷静、理性与深刻的方式。
1 当代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1.1 国外的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已然成为了一个复杂而重大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领域对风险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和成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宏观研究维度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它同样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被当做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重点介绍它。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类，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1.1 风险社会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贝克是第一个从学理的高度把风险概念阐述清楚的西方学者。他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被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山之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专著中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随后针对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风险社会》著作中，他又预测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此外，贝克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与资本主义》、《反思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修正》、《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再思考》、《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等。
贝克毫无疑问是社会学关于风险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反思现代化为视角，沿着风险分配的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线展开。他不仅将现代性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提出要在“反思性科学化”所带来的科学和政治的解放中找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从而体现了一个制度主义者的理想，真正开辟了社会学对风险的研究范式。
与贝克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导源于全球化的发展和被科学技术所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他主要作品包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等。
贝克和吉登斯都从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分析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与全球化过程一道遍布于世界范围，它们更具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管理或避免。他们的伟大贡献在于把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世界广泛接受。
1.1.2 风险文化理论
这一流派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1982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把风险分为了三类：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这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却是大大增加了。
拉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中，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1.1.3 风险系统理论
尼古拉斯・卢曼，是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风险研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沟通》、《技术、环境和社会风险：一个系统的视角》、《风险：一个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的观察》等。
卢曼的风险复杂自系统理论完全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他从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阐述了风险得以产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又细致地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风险。较之于贝克和吉登斯，卢曼对风险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他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是技术性的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其它风险，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风险运行本身。
卢曼与贝克关于风险理论的区别在于：在认识论基础方面，贝克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卢曼倾向于强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贝克的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而卢曼则是系统主义的方法论；在风险应对策略上，贝克强调的是反思性科学化和全球“亚政治”的策略，卢曼更为悲观一些，但也强调了二阶观察的重要性。
1.2 国内的风险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对风险问题的关注晚与西方，但是大致从2003年以后，这个问题骤然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总体来看，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初始探索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风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它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具体介绍。
1.2.1 西方风险理论的引入
国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既有综合性述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某一风险社会理论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从国内出版的著作来看，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研究。薛晓源、周战超与杨雪东是国内最早一批翻译，评介及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主要有：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5-200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此外，从哲学角度研究风险的有两本专著：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而李瑞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版了《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这些成果将风险的界定、分类、特征、根源、以及风险与现代社会发展为重点，并且结合了实证分析及应用分析来探讨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1.2.2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制度转型和体制转轨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如何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有益成分，把它与当前中国社会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结合起来，并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道，也就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主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视角、多学科和多行业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这样的著作主要有：冯必扬的《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和《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丁元竹等的《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童星与张海波等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刘挺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李航的《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刘先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 曾家华的《风险与发展-没有风险意识是最大的风险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 和谢建设《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1.2.3 与风险相关的其他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谢进川的《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贾英健的《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蔡定剑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李福胜的《国家风险：分析・评估・监控》、何翔舟的《政府管理活动中的风险成本问题实证研究》和李维的《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主观幸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国内学者在风险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但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内。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在对风险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难免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相比以贝克、吉登斯和卢曼为首的风险社会理论家来说，目前国内风险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
2 当代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2.1 国外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现代技术对自然产生的负效应导致了以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生态批判主义这一新的科技批判思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作者以技术宏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对科技风险产生的事后效应进行了批判，揭发了DDT等人工化学物质污染破坏土壤、森林以及河流等生态系，通过由食物链导致的生物浓缩也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这一事实。
从技术微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探讨科技风险的学者还有：查尔斯.培罗的《当科技变成灾难：与高风险系统并存》、刘易斯的《技术与风险》、威廉.M.埃文《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沃兹尼亚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教训》等。比如培罗在《当科技变成灾难》中分析了技术事故及灾难的成因，论述了高风险技术的特征，批驳了动辄将事故归咎于操作失误、系统设计缺陷等传统的错误认识，提出“正常事故”理论（NAT）。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系统的事故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因而是“正常”的。
此外，科学家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书中，坦率地说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技术的风险性。卡尔.德尔里卡的《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揭示了现代传遗传学的正、负两方面，以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潜在影响。C.J.范莱文与T.G.韦梅尔的《化学品风险评估》一书探讨了工业化学品的来源和排放对环境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生物地球化学家巴什金编著的《现代生物地球化学：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介绍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般特征，并对导致人类和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的有关机理进行了分析。斯图亚特・艾伦的《媒介，风险与科学》从传媒学的角度描绘了环境风险、艾滋病、由转基因食品和BSE（疯牛病）等带来的食品恐慌，以及克隆人等问题，从而再现了科学和风险的一些关键议题。
2.2 国内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在国内，科技风险还是一个新的探索性话题，从2004年开始个别专业研究团体开始介绍翻译国外相关著作，在学术期刊杂志上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两场有关科技风险的研讨会。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应该是国内最早涉足科技风险研究的专业团体，他们在2004年后推出了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五册。比如《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就涉及了科技风险研究、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科技风险引起公众的理解与信任等问题。第二个专业团体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课题组，他们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从2005年起，他们也先后出版了现代风险管理译丛图书五部，这些书中对核、遗传、生殖和通讯等高新技术的风险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第三个机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在2010年联合英国的多个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风险治理经典译丛”六本。这套丛书的特点就如主编张秀兰所说是从治理而非管理的维度展开的，她认为治理是指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具有新公共管理的义涵。
2008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逐层分类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风险。另一场会议则更多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的工程技术中的利益与风险问题。2009年5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昆明举办了“利益、风险和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工程技术的风险问题、工程利益分配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道德、工程伦理规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有一场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英国肯特大学等联合举办的社会变迁中的风险研究国际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三个：风险管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对理解风险问题的贡献和有关中英当前风险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从国内目前收集到的科技风险方面的期刊论文来看，大致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伦理学角度的有：崔伟奇的《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杨雪聘的《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和庄友刚《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等；专门讨论技术风险的有：张成岗的《技术风险的现代性反思》、王前与朱勤的《STS视角的技术风险成因与预防对策》等；管理学角度的有：曾国屏的《科技风险与治理》、赵南元《科技风险与社会管理能力》和马缨的《科技发展与科技风险管理》等；哲学角度的有：吴国盛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赵万里的《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与《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蒋劲松的《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民主》、费多益的《科技风险的社会接纳》与《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等。
3 结束语
对风险与科技风险的关注与研究是当今时代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对待风险与科技的态度是盲目乐观、片面肤浅的，因此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传播，对于增强国人的风险意识与感知，给予科技更多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反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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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泰勒-顾柏，金.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主编序第7页.
[5]刘潜.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会议综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
[6]张恒力.利益、风险与工程伦理-第二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