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1 21:52:41
序论：在您撰写现代化进程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校实际情况不符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学校相关领导对现代化信息教育管理技术比较重视，也逐渐开始关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但是由于高校教学管理系统往往由校外软件公司进行设计和开发，程序人员没有高效教学管理的经验，缺乏对管理工作的认识，在设计教学管理系统时，不能考虑到系统的全面性和实用性，使得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效教学管理实际情况不符，很难适应高效教学管理的需求。
（二）落后的管理体制
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中，学校教务处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教学资源信息，导致院系二级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直接抑制了教学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和教师在资源调度时，流程多而复杂，使教学管理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重复的工作中，为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多麻烦，教学管理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质量。另外，各教学管理岗位相对较独立，教学资源、数据和信息没有实现共享，这些重复数据由不同管理岗位发放和使用，难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阻碍了教学信息的有效处理。
二、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进程中教学管理的思考
（一）更新教学管理理念
若想有效地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就必须转变和更新传统的教学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内容，树立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因此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应更新教学管理理论，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使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认识到现代化信息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为其创设出一个人人都会用的管理氛围，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教学管理工作，实现高效、科学的教学管理目标。
（二）转变教学管理职能和制度
在传统教学管理体制中，教学基层单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教务部门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大大降低了教学管理质量与水平。因此，应建立以院系管理为主的教学管理体制，将教学资源、信息数据等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基层中，扩大院系部教学和管理的自，完善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提高日常教学活动信息的反应和监控能力。通过教学管理职能的转变，教学管理部门从原来全方位、全程式计划管理转变到宏观调控上来，大大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
（三）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加上计算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高校深刻地认识到了信息化教学管理是高校发展，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必然之势。因此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学校教学信息管理网站为基础，从教学信息管理平台出发，扩展应用功能，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校园平台，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管理方式方面，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保存、传递等功能代替传统笔写纸记的落后管理模式。同时分配设置多级用户模板使用权限，真正实现学校和学院的二次管理，以便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取教学的动态信息。
（四）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处理能力
在现代化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人员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懂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思想，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这是确保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学校应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抓好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他们进行系统操作、系统管理、系统维护等知识的培训，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系统操作指导，编制和印发系统使用手册，重视教学管理人才的引进，确保管理机构反应灵敏、工作高效，提高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三、总结
根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它从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继续向波兰、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日本扩散。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工业化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展开。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二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478224户(占村社农户的22%)和15919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四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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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苏北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性?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观点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他运用多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t~ding)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
现代性包含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两方面，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的术语。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首先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
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来看，现代性包含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详细地从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化是指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从经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指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进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代化并非是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的，是“因”，现代性则是静态的，是“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没有现代化，现代性就无法体现，而没有现代性，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苏北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少地区出现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江苏作为全国为数不多GDP超万亿的经济强省，内部各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一直是困扰它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根据其13个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板块。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共4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5．24万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总人口达3281．12万人。苏北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算是江苏省的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而言，苏北地区处于我国发达的东部沿海中部，连接华北、西北、长江三角洲，东临太平洋，隔黄海又与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的东亚国家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的等诸多原因，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从2000年来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苏北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经济指标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2000年，苏北五市人均GDP为6289元，是全省的53．4％、苏南的28．3％；到2006年，苏北五市人均GDP虽然达到12910元，却降到了全省的45％，苏南的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为130．28亿元，是全省的15．1％、苏南的24．7％；到2006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人为501．13亿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苏南的20．3％。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苏北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级市不仅经济总量达不到苏南一些县级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苏南一些县级市的1／10，甚至更低。
苏北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长期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分析，苏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中国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现代精神气质，尤其是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个体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现性虽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量残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主要表现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苏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只是上级政策的简单执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虽有差距，但不是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内区域差距13益扩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上的显著差异非常类似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上的梯状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失衡。如何推进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区现代性的构建，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在精神性维度上，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与现代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当作人的对象，人不再任意听从自然界的摆布，而是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体性支撑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也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体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哪个地区思想解放得快，主体性意识觉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最强烈，哪个地方市场化进程就快、经济发展也就快。张家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着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们的主体性精神。张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许多突破性的飞跃，比如“没有名次就没有地位”，“不能吃饱肚子，空了脑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个声音喊到底”，“不是要我发展，而是我要发展”，这些新观念渗透到许许多多人的头脑中，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苏北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得慢、主体性意识较弱，没有真正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因此，尽管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苏北经济还是长期发展不上去。要想推动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是首要的，要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意识，彻底抛弃“等靠要”的观念，让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中国的现代化觉醒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再到康梁和五四时贤，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由军事到技术再到制度最后到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并且最终选择了革命这条最彻底的道路。
在遭遇殖民侵略之前，中国自身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手段是创新，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主要手段是“采借”，因为他们可以在早发型国家的现状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前景。但中国在“采借”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畸形的表现：以西方的现代化指标为标准，一味追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西方的理论为圭臬，一味的强调民主、人权，将几千年的中国经验化为零，缺少对现实的反思和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我觉得，这种将西方价值理念奉若普遍真理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深刻危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是不同步的。中国刚进入前工业时期，西方“早发内生型”国家已经步入了后工业时期，而且“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与西方相比，除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大，腐败滋生，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也有一些不同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特殊问题.
这种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一方面使中国可以采借西方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现代化造成了不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虽然鼓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但他们无法容忍中国与之自由竞争，他们掌握着全世界的话语权，必然会利用其所谓的道德优势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与经济利益。根据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属于依附型的地位。我们通常只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却没有看到在GDP的快速增长中，中国付出了劳力和血汗，过半的利润是流向外资企业的！另外，中国也存在盲目跟随国际潮流的问题，在实体经济未发展成熟时将注意力转向金融业，其实是将自身置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因为世界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利用金融工具向全世界借钱，中国用产品换取了大量外汇，而拿到的只是账单不是货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又把“负责任大国”的帽子扣给中国，试图让中国为其危机买单。
政治方面，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化在全球蔓延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被兜售、推销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催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就是所谓的金融买办集团。这些人是现代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和宣传者，再加上中国历史上缺少明确的“国家”观念，多强调“天下”观念，因而中国现代化不仅没有像“早发内生型”国家那样强调民族国家甚至民族主义，相反，却引发了我们民族认同的危机和“西方化”危机。
文书档案管理体现了整个单位的管理水平，是档案存在的基础与重要的资源，其管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档案资料的质量与完整性，唯有树立文书档案的规范性、标注化才能促进文书档案利用率的提高，为单位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由于这类档案其生产过程中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对档案的规律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与时展不相适应，不利于长远发展，对此，必须要采取有效对策加以改进，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主要具有以下的几点优势：
1.文书档案现代化管理的高效性
传统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完全依赖人工，靠工作人员通过手工统计、手工归纳、手工整理等等，不仅工作繁琐、复杂，而且工作效率较低，同时也浪费了人力、财力与物力，制约了管理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管理可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人员利用率，改善工作效率。传统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立卷难、管理工作难，利用率差的问题。具体如下：
1.1传统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立卷难。立卷工作是文本档案管理最基本的规划与统筹，在立卷的过程中，要注意对档案各个大纲的归类及按照标题进行排列，确定保存期限进行装订，该工作需要细致的观察能力与持久的耐力，这项工作较为枯燥，难度较大且难以掌握。
第二，管理工作难度较大。完成文本组好卷之后，会根据其不同特征进行编号，满足工作需求，这项工作十分繁琐，而且常会出现错误，需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与时间方可达到管理的目的。
第三，利用率较差。传统的档案文本装订准确度不高，操作方便性不足，导致其利用率交底，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改善了管理水平，减少人为操作，使用技术手段，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减少劳动力强度，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改善文本档案管理的合理化与科学化目标，提高档案的可信度。
1.2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改善了文书档案工作的效率
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最大的成效就是改善了文书档案工作的效率，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文书档案的运用效果，将管理人员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其他工作，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工作的准确性，降低错误，使档案部门的文书档案功能更好的发挥出来，更好的为需要的人服务。
2.运用现代化技术提高档案资料管理的便捷性
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对档案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善了档案管理的方便性，应用也更为简单，利索。传统的以手工为主的档案管理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而且文本资料不够全面，漏洞百出，信息含量不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档案管理你水平的提高，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在档案利用的过程中问题百出，资料不足，利用率差，查找复杂，可信度较差等都制约了文本档案价值的发挥。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本档案管理水平，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也实现了当即立卷，改善了档案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实现档案管理的有序性，近而使档案由案卷集转变为文件集，实现了从手工刀自动化的转变过程，促进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3.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促进了文档安全性的提升
与传统档案管理相比，现代化档案管理的科学性与安全性都有了很大成都到的提升，从我国文书档案的传统管理情况来看，保护措施不足，档案查阅是整体性的，无法进行单一操作，这不仅对查阅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文书档案管理的规范性，与档案管理的保密要求不相符。现代化技术的应用，计算机管理设备的运用该使档案管理查阅以当页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仅便于查阅，同时也提高了档案管理的安全性。
4.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促进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所谓文本档案就是档案管理的文字资料，其管理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提高文本资料的利用率，在进行档案管理的过程中，强化对质量的需求是档案管理是发挥其最大价值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档案管理过程中，立卷工作中存在太多立卷人的思想，主观意识过于浓厚，对立卷工作的把握科学性不足，专业性较差，无法维护档案的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展目标，影响利用者的使用与操作，降低了利用效率。同时，在进行文书档案归档的过程中还占用了档案人员的大量时间，影响其他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在这样的环境中，档案利用工作过于被动，利用率低。
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后，计算机技术被广泛的运用于文书档案管理过程中，过去很多由人工完成的工作被计算机所取代，将档案管理人员从繁琐的整理、归档工作中解脱出来，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其他工作中，大大提升了档案编研与二次信息开发利用工作中，今儿促进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改进了文书档案的利用率，使档案单位的文书档案不仅发挥服务效能，同时实效价值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摘要：公民道德水平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统一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素质虽然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初步建立了与现代化城市相配套的价值观念和基本行为规范体系。然而，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些问题日益凸显，如肮脏、杂乱、生态环境恶化、骚动、犯罪、治安状况差等，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公民的道德素质则是促成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本文通过探讨当下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突出的公民道德问题，意欲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旨在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城市建设；公民道德；道德机制
现代化作为一个综合的、多层面的、动态的概念，是指“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亦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它既是一种社会演变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城市发展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世界文明走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了重要作用。城市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城市的现代化天然与人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公民较高的综合素质、意识、观念和情感、知识和技能，特别是人的道德水准，对现代化城市的运转和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进而言之，城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公民道德素质的有力支撑，而现阶段与城市现代化发展不相协调的公民道德现状严重阻碍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解决好公民道德这个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公民道德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与城市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城市发展要现代化，城市公民的道德也需要现代化，这是社会体系中的两个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同一性的同时，不平衡性也相对存在着，突出表现在公民道德水平普遍不重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阻碍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市建设进一步加快，公民的整体素质大为提高，但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城市化日益推向前进的时候，社会日益暴露出与现代化发展格格不入的人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权力欲重，缺乏责任意识。
责任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德、师德、医德、商德、艺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无不以责任为基础和前提。有责任感的人，受人尊敬，招人喜爱，让人放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基本的道德违背公共场所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乱放自行车、晾湿衣服不顾楼下居民、在公共场所喧哗、怪叫、争吵、大声播放音乐形成噪音影响其他居民正常生活等等。这一切的混乱不堪，源自我们内心缺乏一种对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说过：“负责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全世界。”“责任”二字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全国道德模范之所以让我们震撼和感化，“责任”二字是关键。如果没有责任，那么“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就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最重要的是增强公民的责任感。
2.利欲心重，诚信度有待提高。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诚信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诚信缺失的事件，直接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严重者甚至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和谐社会的建构。作为自古以来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素有崇尚诚信，耻贱伪诈之传统。先哲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把修养诚信看做是做人应走的正道，“思诚者”是为“人之道也”。然而可悲的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中国当前社会诚信现状不容乐观。根据2011年《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虽然此调查数据不能百分百准确的表明我国社会诚信的现状，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诚信缺失问题正像瘟疫一样侵蚀着我们社会。诚信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因此，如何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化转化，重新确立起人们对现代诚信文化的信仰，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一道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3.利己心重，公正心普遍较低。
80年前鲁迅先生曾说：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回转移到你头上；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不可出来给他解释或分辨，否则你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贿赂。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可遗憾的是80年后，他针贬过的社会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人的道德心理和情感更加疏远和淡漠。曾看过两则报道：一则说的是83岁退休老干部摔倒路边 在众人围观下猝死 2010年12月，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另一则是2009年8月，福州新店镇后山村，一名12岁的少年下到一个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小鱼塘戏水时溺亡。但从发现溺水少年到120赶到现场的一段时间里，鲜有人伸援手，等一名好心男子将他救上来时，一切都太迟了。这名好心人说，如果孩子早几分钟获救，可能就不会死。这两则报道我想每个人都似曾相识，在我们生活中见难不救、见危不帮、见老不让、见少不扶、见死不救的例子并不鲜见。人们常常怀着一种下意识的猜疑、敌意和戒备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在相互之间筑起一道防御的墙。这不仅不利于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严重阻碍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二、城市公民道德滑坡的成因
“道德失范是用来描述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道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力，呈现出某种紊乱与无序。”现象的背后总是有着一定的原因，公民道德存在着失范现象是有着一定的经济、社会现实以及文化心态原因。
1.经济的发展，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引起道德失衡。
建国初期，人们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或比较容易满足，社会动荡和道德违规直接损害到经济利益，代价太高，因而民众一般不愿铤而走险；而在较富裕的年代，初步的现代化挑起民众对发财致富、政治参与的欲望与日俱增，而政治空间的相对有限又形成了一个制约瓶颈，民众的趋利心理在多元价值目标的引诱下，使得一些人不择手段，不顾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违法乱纪，导致道德失衡，社会风气恶化。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在道德恶化中责无旁贷。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依靠投机取巧能够达到经济、政治目的数见不鲜，加上许多城市人习惯把老实当“傻帽”，于是“劳动光荣、恪尽职守”成为一纸空文，为人所不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崇尚投机，卑视诚实的大众心理。此外，市场经济使得社会道德评价标准多元化、人情淡漠疏远、道德失范，城市作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各种社会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就容易引发人们内心的“孤独”感，而且会淡漠人们之间互帮互助、同心同德的关系。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关心、帮助、爱护，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社会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日渐受到侵蚀的互助意识，于是“见死不救”的新闻屡见报端、“公众冷漠”的现象见惯不怪，整个社会秩序被严重颠倒，是非不分、道德崩塌。
2.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消极社会心态不利于现代公民道德的发育。
中国人缺乏“博爱”精神，对人的友好、热情往往只限于熟识的人或圈子，一旦遇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则表现得非常冷淡。这恰恰体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亲缘、地缘观念为基础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缺乏体现“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的“仁爱”，主要是遵循一套“老吾老、幼吾幼”的原则，如果对他人提供帮助，首先关注的多半是有关系的或关系近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济困解围的行为，被一些人视为虚伪；当有人见义勇为时，旁观者竟无人响应，反而会怀疑当事人的善良本意。在这种消极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下，自己的利益当会尽力争取，若是几个人的或大家的那还是等别人去出头，有了少不了我的。在公共领域，这种观念也存在，人们常以安分守己、少管闲事、避祸自保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于是“一点小事，何必大动肝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为人们的行事准则，这种消极的道德观念跟社会道德混乱不无关系。
3.道德教育力度不够，造成公民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不一致。
按伦理学的观点，人们的道德品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下，通过教育和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个人自觉锻炼和修养而逐步形成的。道德教育的缺失使得人们在思想上难以树立诚信观念。当今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导要做道德高尚的人，主席倡导以德治国，主席提倡八荣八耻，都旨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开展新道德教育。可是，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许多学校仍然是重智育，轻德育，表面上搞素质教育，实际还是应试教育，甚至以智代德。其次，社会上“重文轻理”偏向导致许多学生缺乏应有的基本人文素养和道德，许多学生成了“有知识、没文化”的代名词，基本素养江河日下。
三、提高现代化城市公民道德的举措
公民道德建设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不仅关系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与社会其他方面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亟需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加强城市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城市和公民两方面着手，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措施，由此形成社会合力，使公民道德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把城市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1.注重对公民道德能力的培养。
道德能力，也就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超乎自身功利而履行人所确认的道德原则或规范的本领及心理特征。它包括人的道德认识能力、道德判断评价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实践能力、道德承载能力以及道德抵抗能力等。
确立公民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公民由被动教育向主动学习转变。公民应该作为道德活动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主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味作为道德客体机械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切实提高公民的道德能力。因此，在各种不同形式的道德教育中，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发挥其主体功能，注意培养公民的自我锻炼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我陶冶能力，使得公民形成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使他律逐步向自律转变。
2.加强法制建设，为诚信规范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道德问题不但是一种观念，同时还应当是一个法律范畴。与道德相比较，法律在对社会秩序的控制上是刚性的，有一种制度性的优势，它的执行是一种强制过程。所以，在城市公民道德建设中如果能够取得法律的有效支持，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效性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现代西方不少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视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社会文明，推动道德进步。如美国，国会是它的立法机构，但国会下面设有“道德立法委员会”，专门制定各种“道德法”来规范人们行为。针对我国公民道德不佳的状况，将公民道德建设的体系中带根本性、普遍性的规范及要求，通过国家立法活动在从制度上加以确认显得尤为必要。
城市现代化与公民道德建设是相伴相生、并驾齐驱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无疑会助力城市现代化建设，为城市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反过来，城市愈文明，就愈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奉为标榜的力量，促使人们自发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套道德准则。因此，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对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充分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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