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4 07:48:03
序论：在您撰写人口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前测研究工具及问卷检验分析。本研究采用的调查工具为研究者自编的《中职教师专业工作生活质量个体自我评价问卷表》，因此，需要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研究者选取了中职学校国培班61名专业课教师进行前测，剔除无效问卷8份，问卷有效率为86.89%。经过高低分组分析，最后保留了50个项目，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组成了专业教学工作、专业实践活动、职教理论学习、学校文化建设与职业压力、继续教育专业学习五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法，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计1～5分。运用SPSS17.0工具检验，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0、0.94、0.91、0.94、0.91，均达到了0.90以上，可见前测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对前测问卷进行题总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各题与其相应维度相关的显著性均小于0.01，表明各题与其相应维度均有显著相关，说明各题与其相应维度所测内容一致，各题对量表所测的内容有着实质性的贡献，各维度各题具有较高的效度。从相关系数的值来看，维度一至维度五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最小的相关系数分别大于0.65、0.54、0.72、0.72、0.72，表明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均有较高的相关性，可见前测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2.后测问卷检验分析。经前测分析得到五个自我评价维度，维度一由1.6.14.15.21.30.31.32.37.38.43.48构成；维度二由2.7.13.16.29.33.39.44.47.49构成；维度三由3.8.12.17.23.28.34.40构成；维度四由4.9.11.18.22.24.26.27.40.41.45.50构成；维度五由10.19.20.25.36.42.46构成。该量表为五级评分(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运用SPSS17.0工具检验，本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其中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2、0.93、0.85、0.90、0.90，均达到了0.85以上，可以看出后测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对后测问卷进行题总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各题与其相应维度相关的显著性均小于0.01，即显著水平较高，说明各题与其相应维度所测内容一致，各维度各题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从相关系数的值来看，维度一至维度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最小的相关系数分别大于0.63、0.67、0.63、0.57、0.76，表明各题与与其相应维度均有较高的相关性，可见后测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二、高职专业课教师人口学变量与问卷检验分析
（一）高职专业课教师人口学变量分析1.抽样对象区域分布简析。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问卷在我国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地理区域展开，在华北地区北京市抽样266份，占20.98%，在东北地区黑龙江省抽样448份，占35.33%，在华东地区共抽样517份，其中江苏省抽样286份，占22.55%，山东省抽样231份，占18.22%，在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抽样37份，占2.92%。高职专业课教师问卷抽样对象的覆盖面比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当代我国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抽样对象区域分布如图8所示。2.抽样学校性质与等级分布简析。课题组对不同办学性质的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实施了抽样问卷调查。其中，企办校抽样问卷13份，占1.03%，民办校抽样问卷109份，占8.60%，国办校抽样问卷1146份，占90.37%，显然国办高职院校占主体。国家级、省级示范校和普通校，分别占抽样学校专业课教师的27.52%、26.74%和45.74%。抽样调查能够反映不同性质、不同等级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的意愿，抽样学校性质、等级分布如图9所示。3.抽样对象性别、年龄、教龄分布简析。抽样学校专业课教师男女比例分别为37.85%和62.15%，女性教师高于男性教师，能够反映不同性别教师的意愿，抽样对象性别分布如图10所示。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占12.78%，31岁-40岁占50.39%，41岁-50岁占30.76%，50岁以上占6.07%。按年龄段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31岁-40岁、41岁-50岁、30岁以下、50岁以上。抽样对象覆盖了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的各个年龄段，因此，本次抽样调查能够反映出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观点。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年龄分布如图11所示。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教龄分布为，1-3年教龄占8.04%，4-6年教龄占11.67%，7-9年教龄占17.04%，10-14年教龄占22.00%，15-19年教龄占13.57%，按教龄段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20年以上、10-14年、7-9年、15-19年、4-6年、1-3年，专业课教师中拥有10年以上教龄的占63.25%，拥有20年以上教龄占27.68%。抽样院校专业课教师队伍具有较长时间的专业工作生活经历，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教学工作实践经验，对自身的教学工作生活质量的优劣必然有深切的感知，也会对自身所从事的教学工作生活质量形成正确的认知，并能够对自身的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条件做出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抽样对象教龄分布如图12所示。4.抽样对象学历、职称状况简析。抽样对象具有研究生、本科、专科以下学历的分别占50.39%、46.61%、3.00%，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97.00%，抽样对象学历层次结构与高职院校专任教师队伍整体的学历层次结构相符，本次抽样调查能够反映出具有不同学历教师的意愿。抽样对象学历分布如图13（左）所示。抽样对象具有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的分别占36.91%、50.16%和12.93%，抽样调查覆盖了各级职称的专业课教师，能够反映出具有不同职称教师的意愿。抽样对象职称分布如图13（右）所示。5.抽样对象职业资格证书、双师型教师状况简析。抽样对象中，持有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含技术等级证书）的占89.83%，可见，大多数专业课教师持有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抽样对象职业资格证书分布如图14（左）所示。抽样对象中，双师型教师占59.31%，这说明，大部分专业课教师具备双师素质，抽样对象双师型教师分布如图14（右）所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和情绪智力的关系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平均数显示，女生(119.85±13.73)＞男生(119.55±15.11)，文科(119.53±15.03)＞理科(118.16±14.85)，班干部(121.00±13.70)＞非班干部(119.51±14.35)，高一(120.24±13.65)＞高二(119.05±14.94)，少数民族(120.05±14.44)＞汉族(119.59±13.99)，经过对平均数差异t的检验发现，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可以解释其情绪智力的总变异量依次为0.0%，0.2%，0.2%，0.2%，0.0%。这就表明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率都是0.2%，而性别和民族则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二)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关系1．描述统计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详细信息见表1。2．家庭和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与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得出的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见，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2.3%的变化;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5，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2中B的估计值栏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前者与后者情绪智力的差异或变化值。比如，该列的第二个数据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2.316;而“老二＆独生”一行则解释为家中排行老二的学生，其情绪智力会比相同条件中的独生子女低3.491。其中，该列的第一个数据显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经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家在农村，且为独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平均是116.74。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从显著性一栏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农村”“老二＆独生”3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3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Beta分布一栏显示，在10个虚拟变量中，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农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独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独生”“乡镇＆农村”“老四及以上＆独生”“其他＆爸爸妈妈”“老三＆独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从整体上看，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这说明，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是谁，不管是不是父母，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则相对重要，且对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学生的出生次序对其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表4可见，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以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的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4.2%的变化。且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1，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46到55＆46岁以下”、“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两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变量的显著性(0.067)接近显著。同时这11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其他＆企业员工工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岁以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工人”“较好＆很好”“自由职业个体＆企业员工工人”“一般＆很好”“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从整体来看，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其次是父亲的职业。这说明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小，父亲的职业的也不太重要;而父亲的学历和年龄相对很重要。
二、讨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与情绪智力根据t检验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性别差异的结果与王才康对高一高二以及刘成伟对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Harrigan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没有性别差异，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别没有影响情绪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张秋艳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杨建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国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则发现，男孩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孩。年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与宛蓉对贵州大学生的研究相一致。综合对上述数据指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二)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总的来看，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一定影响。第一，调查数据表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跟他们是否同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或者说其情绪智力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一结论跟Lamb的观点相契合。他认为青少年广义的适应不受家庭结构的影响，而情绪智力其实属于广义适应的一部分。青少年有了情绪智力就有了最起码的健康心理的形式;相反，情绪智力不足，许多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当然，本研究没有十分具体的家庭结构数据，该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和所在地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显著影响。经济收入中等以上家庭的影响明显高于中等以下。究其原因可能是，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一样的环境，比如外出旅游、公园娱乐、购物、走亲访友等。这就使得他们接触不同的人际关系多一些，得到了较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其情绪智力也就高一些。第三，家庭所在地是城市的，其影响明显大于农村。这与张秋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家庭一般比农村家庭富裕，城市人口密集、知识密集的环境更利于孩子情绪智力的发展。Lifshiz认为教育的氛围影响情绪智力，城市的教育氛围好于农村，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整体高于农村，且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竺培梁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推测指出，中学生情绪智力城乡差异远大于城城差异。第四，不少研究指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子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国外研究显示，家庭成员越少，青少年早期的情绪智力越高。国内王才康、刘成伟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独生子女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研究也显示，排行老四及以上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反而高于独生子女。同时，四个变量的预测系数仅有“老二＆独生”是显著的。本研究认为，家庭的大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是有影响的，且对于各个子女的影响可能是不相同的。其中，排行老二的受到了显著影响，情绪智力相比最低。所以，老二可能往往是我们家庭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盲点，应该提醒我们更加注意加强对老二的关注、关爱和教育。
1．1研究对象
按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考虑年龄、性别、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华、台州、湖州、舟山等城镇居民被试共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问卷13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31份。有效率为91．95％。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1．1性别总样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总样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龄主要根据戈登对生活时期划分：其中16～25岁之间人数419人，占27．4％；26～35岁之间88人，占5．7％；36～45岁之间718人，占49．6％；46～55岁之间167人，占10．9％；55岁以上的人数139人，占9．1％。1．1．4总样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区域划分，城市1（金华）为844人，占总人数55．1％；城市2（台州）为90人，占总人数5．8％；城市3（舟山）为203人，占总人数13．3％；城市4（杭州）为229人，占总人数15％；城市5（湖州）为195人，占总人数12．7％。
1．2测量问卷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人们对参与体育休闲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根据赵臣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阐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主要通过时间认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场所认知和信息认知三个指标进行测量［14］。问卷采用Liket自评式7点问卷计分，0＝完全不同意，过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体问题而言，得分越高说明机会认知程度越高。
1．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依据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模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影响生活质量的所有过程中，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状况，即与人口学因素有关。为了考察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否存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本研究将样本被试的变量整体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组合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2．1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年龄的双因素分析首先，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进行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分析，表1为变量在性别与年龄方面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因素析因方差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主效应均显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们的交互效应也表现出显著性特点（F＝3．563，P＝0．007）。说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男性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高于女性；55岁以上的被试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有较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35～45岁年龄段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55岁以上的女性被试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要高于同龄的男性。分析认为，从家庭结构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虽然职业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价值的体现通常是通过对家庭的经营来实现的，而男性的价值通常是以工作（事业）来实现的。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家庭绑在一起［13］。由于传统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或参与体育休闲。另一方面，家庭和职业上的投入，包括时间与经济方面，从另一角度却限制了体育休闲行为的发生。而随着家庭与经济负担的减少，女性由于对自我身心的重视和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体育休闲时间和机会，并能自主的选择场地（如公园、社区空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如有研究显示，女性多选择离家近、方便的体育休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特别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独立性，同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体育休闲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体育休闲是展示能力与自主的平台。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块的时间，尝试以前没有时间尝试的活动。体育休闲可以为自我表达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从而也提高了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
1.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于2014年1—3月，抽取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205名ICU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连续从事ICU护理工作满1年及1年以上的注册护士；（2）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护理管理者、行政班人员；实习及进修护士；1年内累计学习、进修、休假等原因不在岗3个月及以上者。
1.2调查工具包含自行设计的ICU护士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监护室工作年限、工龄、职称、学历、婚姻状况、用工性质8项内容，及谢宝国等编制的职业生涯高原问卷[9]。职业生涯高原问卷包括层级高原、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3个维度。层级高原4个条目、内容高原6个条目、中心化高原6个条目,共16个条目,其中12个负性条目，4个正性条目。采用Likert6级计分法，正性条目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2、3、4、5、6分，负性条目反向计分。均分≥4分，可以认定为出现了职业高原现象[9]，得分越高，说明职业高原状况越严重。该问卷中的层级高原是指个体在当前组织中进一步向上晋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一种状态；内容高原是指个体不能从当前工作中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对当前工作产生厌倦；中心化高原指个体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调动的可能性很小[10]。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92名ICU护士为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调查问卷的信效度经评定，得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38，结构效度为0.820。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以本研究员为主，由经培训后的调查员协助问卷调查工作。应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详细解释研究意图、填表细则及每个条目的含义等，并向研究对象承诺资料的保密性和匿名性，问卷由研究者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15份，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5.3％。
1.4统计学分析将原始数据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双人进行数据输入和查对，运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情况205名调查对象，年龄21~47（29.60±4.61）岁，工龄为1~26（7.85±5.18）年，监护室工作年限1~22（6.15±4.51）年。男48名（23.4%），女157名（76.7%）；大专66名（32.2%），本科139名（67.8%）；护士64名（31.2%），护师83名（40.5%），主管护师及以上58名（28.3%）；已婚107名（52.2%），未婚98名（47.8%）；正式员工84名（41%），聘用员工121名（59%）。
2.2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得分（3.76±0.74）分，层级高原维度得分为（4.26±0.97）分，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为（3.97±0.94）分，内容高原维度得分为（3.22±0.99）分。
2.3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人口特征之间的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不同性别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仅在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男性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的得分高于女性护士；已婚状态和未婚状态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同样仅有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未婚的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高于已婚护士；不同用工性质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即聘用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4分，远高于正式在编护士，处于职业高原状态，但其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却低于正式在编护士；不同学历层次的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职业高原各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即大专和本科学历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及职业高原各个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表1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不同职称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职业高原总体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职称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而内容高原维度，随着ICU护士职称的上升，内容高原得分也出现了相应的升高。
2.4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ICU护士职业高原的相关性分析对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3个连续人口统计学变量，采用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年龄与内容高原（P<0.01）、职业高原（P<0.05）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工龄与中心化高原（P<0.05）、内容高原（P<0.01）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监护室工作年限又与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层级高原维度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结果表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纳入多重线性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分析。
2.5人口统计学变量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影响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分别以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性别、学历、职称、婚姻、用工性质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方法：大专为1，本科为2；职称中护士为1，护师为2，主管护师及以上为3；男性为1，女性为2；已婚为1，未婚为2；正式为1，聘用为2，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中以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层级高原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F=1.339，P=0.219，按照0.05的检验水准，不能拒绝H0，因此认为所建立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没有意义，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足以影响层级高原维度的得分。其他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婚姻、职称、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及其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性别、用工性质、职称、工龄未进入方程，对职业高原及其维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为职称、婚姻、年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中心化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中心化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和监护室工作年限呈负相关；婚姻、年龄与内容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内容高原与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职称、婚姻、年龄均与职业高原总体具有线性回归关系，职业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
3讨论
3.1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ICU护士职业高原现状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ICU护士整体处于职业高原的潜高原状态,其中层级高原维度得分最高,高于4分，进入职业高原。对于这个结果，笔者认为，这可能与ICU护士普遍认为目前职业生涯的垂直流动可能性小有关。这种垂直流动，在我国护理行业大环境中看来，主要包含了行政管理职务上的晋升和技术路径中的上升两条途径。从护理管理模式来看，护理行政管理路径以直线式结构为主，技术路径以金字塔式结构为主，这两种垂直晋升路径中，越是向上护理管理岗位和技术职称名额越是有限，正是这种局限，令得护理人员的垂直发展存在瓶颈，因此层级高原得分高。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最低,表明ICU护士在重症护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方面有机会得到充实，能够保持较好学习态势。原因可能与ICU护理工作内容有关，首先重症医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拥有先进、复杂的诊断、治疗、监护设备与监护技术，随着重症医学的不断更新和发展，ICU护理工作内容不断丰富、专业知识更新速度快，工作职能不断扩展，专科护理工作内涵不断延伸，为ICU护士新知识、技能的获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最低。由此，笔者认为护理管理者可以把握ICU的专业优势，积极协助护士充实专业知识，开阔视野，以延迟ICU护士内容高原的产生。
3.2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职业高原及其各维度的影响
3.2.1年龄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对职业高原总体、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维度均有影响，呈正相关，对层级高原维度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为，ICU护士年龄适宜在22~35岁，因该年龄段者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又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工作热情高，有足够能力及精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发展意愿，发展潜力大，所以医院、科室更倾向于提拔年轻护士，相比于年轻的护士，随着年龄的增长ICU护士体力、精力均出现下降趋势，在完成日常高强度三班倒的工作之余很难保持足够的精力继续进行学习、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护士们的工作经验不断得到丰富，知识累积也相应的增加，再提高的空间较小，如果科室以及医院不能或者很少提供更广阔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其对新知识技能获取的难度必然增加，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内容高原的感知也很可能愈加的明显。年龄愈见增长，护士们的体力、精力受到影响，工作热情也在慢慢减退，学习积极性和动力不够，对新事物接受、创新和应变能力也会相应变差，能力提升相应的也会受到限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之组织核心位置需要的人员数量有限，其在组织中横向流动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小，感知中心化高原也就难以避免。但是对于层级高原来讲，因为医院的组织管理、晋升模式的限制，年龄的影响因素表现的并不那么显著。
3.2.2婚姻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已婚和未婚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婚者高于已婚者，即未婚护士相对已婚的护士，知觉到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流动更加困难。同时回归分析也显示，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均与婚姻负相关（P<0.01），可见婚姻对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的得分有显著影响。结合ICU护士的职业背景分析，笔者认为，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ICU是工作压力最高的科室之一加之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护士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未婚护士身在异乡，家庭支持力度不足，生活中需要独自处理诸多琐事，工作中又只能独自面对监护室工作的各项压力，更易于感知职业高原。且未婚在一线城市又同时意味着不稳定，生活或者职业上的变化较多，流动性较大，相比之下，已婚护士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更加完善，生活状态更加稳定更容易得到组织的信任，比较易于流向组织核心。另外有研究认为，进入婚姻的女性对工作和职业的投入降低，母亲角色成为生活的重心，形成“看重家庭弱化工作”的状态，本研究调查中女性占76.6%，处于此状态的已婚女护士很可能在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的感知也出现了相应的弱化。
3.2.3职称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说明对于处于初级护师职的ICU护士来讲，因组织核心位置有限，且多被更高职称者占据，移动可能出现了停滞。同时能够改变这种停滞所需准备中的向更高一级职称晋升，因为要求的条件更高，职称晋升难度越来越大，更加加重了护师职称护士的中心化高原感知。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显示，随着职称的上升高原得分增加，说明职称对于ICU护士知觉内容高原有显著影响。职称越高，所能获得的新知识、新技术越少，容易对当前的工作产生厌倦。但是经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职称在内容高原维度未进入方程，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职称对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不明显，而被其他因素所取代。
3.2.4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3显示，经回归分析，监护室工作年限只在中心化高原维度进入了方程，并对中心化高原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在监护室工作时间的增加，ICU护士的专业知识技能逐渐完善，工作能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监护室工作年限的累积ICU护士得以具备更强的实力向组织核心靠拢。究其原因，ICU是一个专业性强的科室，监护室工作年限长是ICU护士理论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有力保证，利于护理人员向组织中心移动。
3.3对策针对本次调查结果，弱化年龄、职称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婚姻对职业高原的积极作用，提出以下对策。
3.3.1组织方面
3.3.1.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通过招聘新护士、接受其他科室护士轮转、增加护工等途径，改善ICU护士不足现状，努力实现（3~4）∶1的护理人员与床位比，减少护士工作量，保证休息时间，以利于自我充电，减轻护士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缓解年龄带来的不利影响。
3.3.1.2规范层级管理，增加核心职位的设置根据《护理工作管理规范》按层级给予护士工作权限和待遇，履行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增加技术途径上升空间；推行组长带班制，设置带班组长职位，采取公平的竞争机制，鼓励符合竞聘条件者竞争上岗，唤起护士适度的危机感和提升ICU专业成长的紧迫感，为护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向组织中心流动以缓解职称对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的影响。
3.3.1.3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岗位轮换加强ICU专科护士培训及各种ICU专职护士培训，如仪器设备专职护士、呼吸机治疗专职护士、造口护士、PICC专职护士、营养护士、临床带教老师等，使ICU护士在不同的专职领域中成为专家，在新的角色中找到挑战性，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有利于减轻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的消极作用，更大的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对中心化高原的有利影响；采取护士轮岗制，避免长期固定某一职位主观上产生倦怠或客观上不公平的状况发生，同时岗位的轮换更加利于护理技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3.3.1.4帮助护士做好职业规划鼓励ICU护士进修学习、参与科研和撰写论文，鼓励晋升职称，支持在职提升学历。护理管理者协助ICU护士评估目前状况，设计个性的职业规划，在职业发展中明确目标，变被动为主动，以克服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
3.3.1.5注重科室文化重视婚姻对职业高原的负向影响，积极组织联谊活动创造安全有益的社交机会；倡导温暖和谐的科室文化，营造家的氛围，对未婚护士给予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协助其减轻压力，鼓励已婚护士分享经营幸福婚姻的经验；由于ICU科室环境封闭，鼓励ICU护士业余时间走出工作，体验世界，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舒缓心情，缓解压力。
(一)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状况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总分低于8分的学生有525人(61．9%)，基本不存在或较少存在交友方面的困扰，总分在9—14分之间的学生有323人(38．1%)，与朋友相处时时有时无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总分在15—28分之间的学生有75人(8．8%)，与朋友相处时有较严重的困扰。《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四个维度的得分在0—2分之间的学生比例最高的是人际交友维度，共计305人，占本研究受测学生的36%，比例最低的是待人接物维度，共计99人，占本研究受测学生的11．7%;得分大于6的学生比例最高的是异往维度，共计69人，在占本次受测学生的8．1%，比例最低的是待人接物维度，共计11人，占本研究受测学生的1．3%。具体情况见表1。
(二)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对年级、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情况、是否任干部情况在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和四个分维度的差异比较进行t检验，对家庭经济情况在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和四个分维度的差异比较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大一、大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上检验的t统计量均达显著性水平，表示不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性别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生源地不同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人际交友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是否任干部在异往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警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的总体困扰程度、待人接物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间均有显著差异存在。多重比较表明，家庭经济情况差的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总体困扰程度、待人接物的困扰程度和异往的困扰程度均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的警校大学生。具体情况见表2。
(三)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复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时，自变量是类别变量的必须转化为虚拟变量，在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均为类别变量，因此在投入回归分析之前，把自变量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干部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分别转化为虚拟变量，把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人际交友困扰程度、待人接物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分别作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独生子女情况在人际关系总体和四个分维度上检验的t统计量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回归分析也就不再考虑独生子女情况这一变量。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得出，R=0．206，R2=0．042，AdjR2=0．034，F=5．318，p=0．000，说明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自变量能够解释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即人际交往能力变量4．2%的变异，在回归模型中，对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预测变量为性别、年级、生源地和家庭经济情况。是否任干部情况对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无显著统计学联系。具体情况见表3。
二、讨论
(一)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总体情况由于本人未查阅到任何关于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内容，因此，本研究对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调查结果只能与地方高校相比较。本研究中警校大学生有323人(38．1%)，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扰，即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存在交谈、行为和性格等方面的问题，其中，248人(29．2%)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轻度困扰，也就是说与朋友的关系处于时远时近的变动之中，这一结果与甘露等人［4］对南方城市———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相对较弱，又与刘彦华等［5］对北方城市———辽宁高校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性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略显偏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地区发展差异所致，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和刘彦华等对辽宁高校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时间都是2007年，但是由于所处地区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从而对人包括对当地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南方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前列，目前形成的状态是南快北慢，包括南方人的人文思想也比北方人先进。本研究中所调查的警校位于中部城市———郑州，由于地理位置正好处于中间，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处于南北方学校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水平中间。
(二)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人际交友维度的得分在0—2分之间的学生比例最低，可能与警校管理的特殊性有关，警校的管理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方式，对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的是一种良好的教学、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尤其是在组织纪律上，要听从指挥，学会服从。因此，学生的日常交往与地方高校相比，是要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不能随便进出学校。这就导致警校的学生接触的人群和时间有限，交友范围狭窄，然而警校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最需要的又是朋友，因此，警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友方面，存在的困扰问题最多。在交友方面，包括异往，是正值青春年华的警校大学生常常思考并追求和向往的。本次研究结果还发现，困扰程度较严重比例最高的维度是异往，原因可能与警校的男女生比例差异较大有关。警校男女生的比例大约是5比1，男生多，女生少，很难满足男性大学生的异往。这也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另外一种结果，不同性别的警校大学生在异往维度和人际交谈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还发现，在人际交友维度、人际交谈维度和异往维度上，城镇与农村来源的警校大学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差异对人造成的影响有关，这一研究也与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不像农村，邻居来往走动的非常少，甚至邻居也都互相不认识，而农村的邻居串门就是一种大家默认的生活方式，邻里之间的熟识度远远大于城市，所以城市的孩子从小基本在和外人打交道，要注意礼貌，要学习各种交友技巧，而农村的家长则很少对孩子进行交友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当离开原来居住的熟悉圈子来到大学校园后，大家都是陌生的，大家参加活动和建立友谊就要靠自己的交谈、交友能力了，这时就能看到城镇来源的大学生在交友范围和速度以及交友技巧方面比农村来源的大学生强。
在人际交谈维度和异往维度上，不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大一学生的心理特征有关。大一学生刚进入警校，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对新环境的适应，包括学习方式、生活安排、社团活动等都与高中时的状态相差较大，大一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应付和适应警校的学习、生活以及社团活动上，再加上警校的作息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大一学生还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异往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此外，首因效应在大一学生的人际交往方面比较突出，与人交谈、选择交友往往凭借自己的第一印象，也非常注意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较好的方面。大二学生经过一年的警校学习和生活后，已基本适应并掌握警校学习和生活的规则和要求，并且有了自己的可支配时间，交友范围开始扩大，尤其是异往方面的向往和需求开始逐渐居于优势地位，随之而来的就是交友方面的问题和困扰增多。因此，警校大一学生相比大二学生，人际交谈、异往方面的困扰要少一些，并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困扰比例最少的是待人接物维度，这可能与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警校的教育有关。本研究所调查的大学生基本都是1994年左右出生的，他们的父母也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比较重视，尤其是待人接物方面，注重礼貌、分寸等观念的灌输;来到警校后，警校的警务化管理又再次强化了礼仪、大局、合作等观念，这些观念对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大部分警校大学生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存在太多的困扰问题。本研究中发现，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独生子女情况和干部任职情况两种人口学因素中的差异不显著，与李芹燕对地方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研究和刘彦华等的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等方面与地方高校存在差异所致。来到警校后，每个学生不仅仅要培养合格的文化素质，还要接受统一、枯燥的警察基本业务素质的艰苦训练。在学习和训练面前，没有性别、家境背景等方面的区别，因为只有做到了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将来才能胜任人民警察的工作。也许正因如此，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是否是独生子女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警校学生是否任干部情况只在异往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原因之一可能与上述的警校男女生比例差异有关，同时与任干部学生的自身人格特征有关。
崔光成等对优秀学生干部的人格特征研究显示优秀学生干部的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独立性得分明显高于一般学生，这表明任干部对学生的外向、热情、乐群等人格特征有一定的要求。学生干部担任职务的要求决定了比普通学生有更多的人际交往机会，在此过程中，又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并展示了自我，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尤其是经常带来异性的倾慕。
1.1基本情况共调查600人，最终有问卷566份，问卷有效率94.33%。其中男生187人(33%);女生379人(67%);平均年龄为(19.49±1.52)岁(17～25岁);一至四年级的人数依次为122(22%)、269(48%)、93(16%)、82(14%)人;独生子女147人(26%)，非独生子女419人(74%)。大学生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和无保护的因子上的总体检出率依次为44.5%、60.6%、19.4%、35.2%、95.6%和12.5%。
1.2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无保护的因子上男生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1.3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年级差异结果显示，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2个因子上的检出率，一年级和四年级大学生明显高于三年级大学生(P＜0.05);在自杀与自残行为因子上的检出率，三年级大学生显著低于其他3个年级大学生(P＜0.05);在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因子上的检出率，四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三年级大学生(P＜0.05);无保护的因子上的检出率呈年级上升趋势，四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一年级大学生(P＜0.05)。各年级大学生在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因子上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检出率均超过90%(表2)。
1.4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独生与否差异除了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因子外，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无保护的因子上独生大学生的检出率均高于非独生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1.5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身高、体重关系分析大学生的身高与健康危险行为的6个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除了自杀与自残行为外，体重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其余5个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年龄仅与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无保护的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身高、体重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自己社会地位与其健康危险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P＞0.05)。
2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生健康危险行为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女大学生。这种性别差异与国外内的一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Lindegger和Durrheim认为，男性之所以比女性更易做出健康危险行为，基于男性性驱力的作用、征服观念、男性的冒险者角色、男性气概的扩张、理想化的男性躯体意象等原因，导致了男性特有的价值观，如坚韧、好竞争、控制欲等，因而促使他们更多地从事物质滥用、危险驾驶、暴力行为、不安全等健康危险行为。本研究结果提示，在进行健康危险行为的干预与预防时，要充分考虑健康危险行为的性别特点。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具有显著的年级差异，一年级和四年级是攻击与暴力行为、违纪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的高发阶段，而三年级则是低发阶段，无保护的的发生率则逐年增高。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尽管不存在年级差异，但各年级的检出率都在90%以上，说明饮食与运动健康普遍受到忽视。既往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具有年级差异的特点。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这种特点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因于年龄的增长，因为研究发现，无保护与年龄存在显著正相关;另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因于不同年级的社会文化差异，至于究竟是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也发现，独生子女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可能性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比较，独生子女大学生作为健康危险行为的易感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具有“不成熟人格”，具体表现为自我中心、挫折耐受性低、情绪调节能力低、认知结构片面化、违反道德规范的倾向等人格特征，而这些人格特征正是健康危险行为的易感人格因素。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身高与健康危险行为存在密切联系，身高越高，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概率越高。Magnusson等也研究了身高与自杀的关系，但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不一致，他们发现，身高每增加5cm，自杀的危险性就会降低9%。至于身高与其他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尚未见相关研究。体重也与健康危险行为存在密切相关，大学生的体重越重，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概率越高，但自杀与自残行为除外。这验证了Farhat等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肥胖的年轻女性更易酗酒、吸烟和吸食大麻，而肥胖的男性更倾向于从事暴力行为。
朝廷开始进行文禁，朝中的风气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同时特产生了一股不安的气流，嘉庆皇帝对这一现象很是敏感，他言道：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飞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从中我们看出清朝人对社会中的风气和士人恶习的认同，嘉庆皇帝没有办法将国家衰败的现实改变，面对国家的日渐衰败，在经营时，他需要更加的谨慎和留意，在时机成熟时，他会采取一定的行动。而洪亮吉正好为嘉庆皇帝提供很好的机会。洪亮吉上书，文辞激烈，嘉庆皇帝对洪亮吉上书中的言辞耿耿于怀，朝中的一些大臣对洪亮吉进行语言攻击，嘉庆皇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洪亮吉）实属咎由自取,但联方冀闻镜论,岂转以言语罪人?亦断不肯为诛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洪亮吉进行了处理（流放）。洪亮吉因为上书被流放，这件事在朝廷内外的大臣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刺激，在洪亮吉流放的日子里，朝中的风气恢复沉寂，朝中大臣不敢上书言事，嘉庆帝为了将这种沉寂的朝中风气打破，于是宣召众大臣，命令其不得沉默。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朝廷的文武百官的处境是怎样的尴尬。嘉庆皇帝刚刚即位之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下令广开言路，将一些政策放宽，这对于沉默很久的文人士人来讲，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洪亮吉的上书并没有让嘉庆皇帝高兴，因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将朝廷上下，包括嘉庆皇帝在内，出现的恶习等等进行谴责，朝政的颓废、大臣的玩弄权证、奸邪狡诈等等社会现象进行一一的披露，随着这是国家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极言时政启》中的文字，触及了当朝皇帝的尊严，嘉庆皇帝以冒犯两朝天子尊严的借口，称洪亮吉不忠，以洪亮吉上书内容与国家体制相违背等罪名将洪亮吉流放。
二、洪亮吉人口学观念
从洪亮吉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洪亮吉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不仅将朝廷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指出，还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恶性，百姓生活的疾苦等现象进行阐述，虽然洪亮吉的上书惹怒了嘉庆皇帝，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洪亮吉上书事件中认识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从洪亮吉的《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洪亮吉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等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洪亮吉认为，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生产速度，其中“……，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加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加十倍焉,视百年数十年前不窗增二十倍焉”“，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这些洪亮吉的《治平篇》中都可以看到，这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增长速度。正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在社会中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简崖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社会中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文字，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口增长的速度。
2.人口过程导致社会问题出现。洪亮吉对社会中的危机现象等有很敏锐的察觉能力，根据洪亮吉的观察，江南地区的生产水平如果按照家庭人口的来算，一人得到大约四亩地，十口之家则需要四十亩地，而今天四十亩地的宽度和古代百亩地的宽度相当。洪亮吉将乾隆初期和末期的社会物价做了对比，在洪亮吉的《生计篇》中有记载：“指乾隆初期，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乾隆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农民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田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商人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货物不增加，学生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教授学业的馆舍数量并没有增加等等，这些是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由于形成了通货膨胀导、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低等，致社会生产中出现各种问题，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数也增加至以前的十倍数量，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等情况是没有办法应对，这就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和解决的。
3.洪亮吉对以上出现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产生的人口过剩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明确指出，天地调剂、君相调剂等方法可以对人口增长速度进行遏制，洪亮吉认为，在发生灾害时不行丧失生命的人大多是十一二岁的人，水灾、旱灾、病疫这些就是调剂法。在洪亮吉的政论中重点讲述了君相调剂法，《治平篇》中记载，要保证国家没有闲置的天地，劳动力没有剩余，可以将国家的疆土进行扩充，将以耕种为主的人们迁移至此进行生活，百姓中赋税严重的，可以适当地减轻百姓的赋税，要在国家中禁止浮靡，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热灾害时国家要开仓赈灾，简单的概括就是，通过开垦荒地、增产节俭、禁止重税、赈灾救济等方法，将百姓所处的社会处境进行改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上，洪亮吉不仅看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自然因素，也看到了百姓生活艰苦的社会因素。人口的超速增长，隐藏着社会危机，百姓的生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社会中出现的“极寒颠踣”是无法掩饰的社会人口问题。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讲述了自己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恐惧，因为在科技、生产力等相对落后的时代，洪亮吉不可能认识到生产力可以是国家飞速发展的基础，对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各种限制，所以洪亮吉的这种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