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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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路径1

意识形态正确是我国政治安全的基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更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高校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建设者的重要桥梁，应利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加强高校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进而提高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养出具有正确意识形态的高素质人才。

一、大数据时代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而大学生作为传承和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识形态是否正确，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更关乎到每个学生能否成为德才兼备的新时代栋梁，因此高校对于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尤为重要，而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要性从众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的正确坚定，是维护国家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维护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党的前途命运，意识形态作为实践活动的导向，其完善统一，可为国家带来明确的发展方向。只有在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个人才能做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贡献，进而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政治坚定、稳定社会环境的作用。

（二）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途径大学生肩负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是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科研创新的重要力量[4]。高校作为学生与社会连接的最重要一环，应通过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增强对于环境、信息等因素的分析解读能力，肩负起为社会主义未来建设者树立正确意识形态的责任，培养出在思想上坚定不移、精神上自强不息、品德上锲而不舍的新时代中坚力量，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正确意识形态的树立，有助于高校学生明确现阶段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时代重任，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拼搏努力；有助于形成坚定信念、塑造高尚人格，使学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以坚韧不拔、披荆斩棘、勇于挑战的精神克服重重难关，为伟大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有助于培养出具有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正确的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约束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以高标准严要求规范自己，促进提高国民素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学生的成长、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党和民族的希望。

二、大数据时代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形势持续向好，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大数据时代下，网络平台的使用，拓宽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渠道，丰富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内容，提高了大学生对学习意识形态安全知识的积极性[5]。但大数据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且复杂的，从整体大数据时代背景来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还要克服许多问题。

（一）网络信息庞杂需要更全面的监管体系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过于繁杂，因其具有更易被创建特性和极快的传播速度让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6]。西方利用其科学技术的先进性，通过网络，进行舆论引导，信息传播，来影响我国的文化思想、政治观念、行为规范，在多方面的进行不易被察觉的文化渗透，传统数据采集分析方法的判别能力因为大数据时代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而被削弱了精准甄别处理的作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在科技上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路径，从源头上避免不利于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言论产生，同时从过程中及时阻断其传播。

（二）大数据时代下亟需更多样化的教育形式随着网络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塑造的影响越来越深，各大高校开始重视对大学生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但目前高校对于在校学生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仍局限于传统模式，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深度和感染力都不足以使同学认识到大数据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依靠大数据时代的特点，进行教育形式的创新和改革，开发出教育效果更好，教育范围更广，教育内容更全面的新时代教育体系，促进更深更牢固的正确意识形态树立。合理的利用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便利，使得高校对于在校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更快、更好地开展。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需更高度的融合目前，高校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方式还是思政课堂，团活等线下教育。从当前大多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模式来看，只有少数高校注意到了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7]。高校网络意识安全教育机制不健全，如教育资源的配置存在问题，网课体系不健全，监督考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仍需得到更好的解决，以及线上和线下，传统和创新的教育方式存在脱节等问题。把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融合，才能让意识形态安全更加深入人心。

三、大数据时代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路径探析

高校对于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现存问题应研究其矛盾性与特殊性，顺应时代发展做到与时俱进，秉轴持钧，从理论到实践，从广泛到具体，从显性到隐性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教育活动，将正确意识形态的培养和提高渗透到学习生活当中，从内容上、渠道上、方法上，得到提高和完善，也让高校成为建设正确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

（一）提升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提高个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西方文化渗透的有效方式，为保护意识形态安全筑起个人防护屏障。提升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就要求国家、社会以及学校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学生思想，掌握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主导权、话语权、管理权，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要及时纠正驳斥，避免其对于学生思想的入侵影响，创造出适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及深化的社会环境。同时借助大数据时代下，主流媒体发生转变、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传播途径更加便利等优势，积极的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大学生生活中，通过显性引导和隐性渗透的结合，进而提升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二）全方位加强各教育领域的协同创新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需要学校与国家、社会、家庭等其他教育领域互联互通，以达到将意识形态安全多角度、全方位的渗透进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目的。高校可以与社会接轨，增加与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有关的志愿活动、实践活动、比赛项目等，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学生与社会更好地相连接，也降低了未来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意识形态因受到诱惑而动摇的风险。对于家庭方面，学校应起到促进监督的作用，学校是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为主体的教育者，而家庭则是精神思想世界的塑造者，只有把源头梳理好，才能使得学生的思想观念更坚固。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需要的是高校能够合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特点，作为中心点起到传递信息的桥梁作用，将资源进行整合和传递，把各个教育领域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配合达到实现协同创新发展的目的[9]。

（三）牢牢把握传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教学工作丰富常态化教学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形式上丰富。大数据时代带来最直观的便捷优点，就是表现形式变得丰富多彩，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把教学内容变成生动形象便于理解的图片、动画等形式，能加深学生的印象，深化理解。另一方面，是从教学内容上寻求改变拓展。不仅仅要传授书本上学科内的知识，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大数据大样本、多样性、全面性的信息特点，以及大数据精准定位技术，来及时捕捉网络热点，进而选择有针对性、有利于促进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理解认知的时政热点进行分析，通过正面的宣传和具有积极导向的活动，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传递新时代正能量、传承民族文化精神[10]。丰富常态化的教学工作，使思政教育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与时事热点相关，从而提高学生对于接受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帮助高校学生更好地理解大数据时代下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

（四）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新时代之法坚持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高校应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不局限于已有的传统形式，将更多的机会给予学生，让他们产生身份上的转变，从受教者变为授教者，这个过程中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了解、分析、讲述以及老师及时的指导都让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更加深入人心、不容动摇，增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学习效果[11]。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定期举办线上、线下讲座、播放宣传电影，以及参与相应的演讲比赛、班级特色宣传日等活动，用积极的方式进行激励，有助于形成对于正确意识形态的向往心理[12]。在现阶段，大数据已经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对于我们甄别信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承担着促进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任务，要起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推动作用，培养出专业知识过硬，思想觉悟够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者。高校应该明确大数据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挑战，并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的长远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作者:翟浩君 钟海燕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全教育路径2

传统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专注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和发展，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得到拓展。除了领土安全外，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维系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发展中更高层级的安全问题。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关乎每一位人民群众，同时和经济、生态、信息、文化、科技等领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其意识形态安全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当前，伴随大数据技术发展，国家所需管控的信息渠道无限增加、信息数量与日倶增，对国家意识形态管控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是互联网的核心用户，极易受大数据技术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庞大的数据规模拓宽信息灌输范围、提升信息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增加信息筛选难度。对此，高校应该深刻认识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全新局面，立足大数据技术发展特征，设立针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立足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建设进行研究。在众多研究成果中，陈中奎所著《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一书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

该书将研究视角铺开，从互联网时代成型角度人手，深刻分析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基本形态及其对思想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机制，在剖解我们可以调动的手段和必须接受的现实基础上，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提供新的发展思路，论证逻辑清晰、理论价值较高，是相关研究领域中颇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佳作。

作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应该从把握安全风险的演变特点人手，全面分析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类因素，分辨各个因素的权重。如此，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主动权。作者将研究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和重大意义分析；第二部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演变特点及风险挑战分析，也是基于现实问题的一系列考量；第三部分，具体的策略，从战略、防范、防御和弘扬自身文化优势角度人手，给出极具参考价值的一系列战略规划。在“导论”部分中，作者表示，越是在新的技术时代，中国越是要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上的主动权。意识形态不能是被动招架，更不能放弃互联网阵地。互联网技术的成型和应用是必然，更是时代趋势。我们要积极利用每一个具有正向作用的技术，也要尽可能防范技术手段中可能存在的隐患。研究要基于现实问题，针对性解决每一个现实问题，从根本上建立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主驱机制。这是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正确方向。

第一章“互联网时代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中，作者先分析这一论题的基本概念。作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指的是国家发展安全，同时是社会安全和个人安全的总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社会及个人义不容辞的任务。意识形态安全超过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基本需要，是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维护水平的直接体现，是更加广泛地维护人民群众安全的有效方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指的是在意识形态监控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一般情况下，有问题产生，就意味着在某个区域存在问题的驱动力，所要解决的不仅是问题本身，还有促进问题发挥作用的潜在因素。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将更加重视维护基本思想。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必须具有一个坚定、正确、科学的理论纲领作为核心素材，此后延伸一系列方式方法和理论逻辑，也都将基于这一理论体系而产生。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结构层次相对复杂，大数据技术令意识形态安全信息获取更加容易，也令错误意识形态渗透变得轻松。大学生作为活跃于互联网且生产大数据信息的群体，在大数据作用过程中起着十分活跃的作用。所以，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既来源于外部，也受制于内部。

第二章“互联网时代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中，作者从时代维度、中国维度和世界维度进行深人分析。时代维度，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手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结合中国本土国情对意识形态充分改造的过程，这一行为的成功也昭示这一行为模式的正确性。越是在思想意识优化过程中，越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文化的推演和进步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是渗透错误思想的有效途径。对此，越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阶段，我们越要精准对抗外来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走中国特色路线，保证中国特色路线能够有效建立且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在中国维度，作者提出，思想意识形态的危险因素不仅会影响群众的思想意识，还会对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造成持续性影响。任何人侵思想意识形态的行为，都不仅是为了占领思想这一个领域，每一个危险因素都隐藏无法预测的力度，都将影响国家整体安全。近年来，越来越多境外人员通过大数据技术“了解”和“干预”，成为国家安全隐患。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快速定位危险来源，并及时进行阻挠。世界维度，作者提出大数据技术是一项全球性技术，应该成为正向技术手段，帮助世界发展文化、经济和技术。

第三章“互联网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演变特点”中，作者立足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技术，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演变特点进行分析。第一，借助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安全风险正在打破传统国家边界，由局部向全球扩散。大数据技术虽然具有巨量数据的特点，但其生产和传送速率极快，且传输成本不高，和传统意识形态干预手段相比，成本有了显著性降低。从互联网角度看，互联网中并未构建严格、明显的边界，使安全风险逐渐朝各个国家扩散，由点及面。这种恐怖的传播状态明显打破了全球信息交互的安全形态，加剧了全球信息安全管理本就存在的恐慌。第二，西方国家认为其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单向输出者，非西方国家开始向其倒灌意识形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国与国之间信息传输的边界，尤其是民众开始通过互联网接触前所未有的“宽敞”空间。这样，不仅是官方账号能够发表意见，民众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对意识形态的输送。理论上，传统的西方国家掌握全部话语权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非西方国家已经可以实现反向信息输送。虽然并不能保证具体效果，但整体的信息传输模式已经存在打破以往西方霸权格局的可能性。这使得西方话语霸权国家认为自身的话语地位已经降低，开始更加注重对非西方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干预。第三，社交媒体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升级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全球信息传输格局中，民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民众信息生产效率较高、内容较为丰富，且民众最喜爱的社交平台本身格局就比较适应信息交互。互联网技术发展多年以来，生产最多大数据信息平台中就包含社交平台。观察近几年国内外舆论现象可知，大舆论场基本都产生于社交平台。在我国采用的意识形态传输手段中，社交媒体是主要场地。利用社交媒体，官方可以和民众快速达成一致。但社交媒体孵化舆论的快速性，也令其成为加重思想意识形态风险的温床。

第四，青年始终是意识形态斗争双方争夺的重点对象。青年往往并未对自身具有的“特性”产生深刻认知，致使他们一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争夺对象。第五，行政管控不再是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长久之策，引导网络舆论成为亜须提高的能力。行政管控指的是行政类领导者利用行政单位对某种现象、某个单位实行管控的手段，具有科学性、严肃性等价值。但行政管控需要提前设立行动规章，且多以线下管控为主，效率相较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速度而言，不具有任何优势。对此，作者认为，网络在大数据时代应该成为舆情监管和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主要阵地。行政管控也必须更新技术手段，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不能只更换管控场地，不提升管控力度和效率。第四章“互联网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中，作者提出，当前国家面对发展性和竞争性两种安全风险。发展性风险指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问题。竞争性风险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安全漏洞。

第五章“牢牢掌握互联网时代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主动权”中，作者提出五点大数据时代思想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路径。第一，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观。要重视大数据的影响，基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制定战略规划。

规划要具体，有前瞻性，不能被动和落后。第二，构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在互联网空间建立岗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积极更新对不同意识形态安全认知体系，切勿放走任何伪装形态。第三，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宣传正确意识形态，培养青年自主甄别信息的能力，让青年加人甄别错误意识形态的行列，以主动实现长效的自我审视。第四，实现反向传输，利用社交平台传输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意识形态的世界扩散。第五，提升领导的意识形态能力，从宏观上提升意识形态维护的把控力度。

作者:吴平 单位:重庆开放大学

安全教育路径3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国家要想实现长久发展，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是必要前提，这也需要国家安全来加以保障。国家安全包含诸多方面，其中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影响着政治、军事、经济等其他要素，必须将其摆在国家战略的高度。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革，使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也让信息化成为必然趋势，从而使得信息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也愈加举足轻重，由此紧接而至的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棱镜门”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信息安全事件，本文将从该事件分析信息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应对策略。

1“棱镜门”事件

1.1“棱镜门”事件概述棱镜计划（PRISM）是自2007年小布什执政时期以来由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的一项绝密电子监控计划，正式代号为“US-984XN”。该计划由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首次曝光。斯诺登于1983年6月21日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丽莎白市，他曾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技术分析师、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系统管理员等职务，后任职于博思艾伦咨询公司（Allan）。因不满美国政府秘密监测互联网的行为，斯诺登于2013年秘密前往中国香港，在酒店房间内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提供了关于美国“棱镜”计划的两份绝密资料。不久之后，《卫报》率先发文：美国情报部门早在2007年就启动了一个名为“棱镜”的绝密电子监控计划，要求国内多家主要电信科技公司每天按时上报用户的通话记录、通话时间、通话地点和手机号码等信息，这个新闻一经报道，就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斯诺登公开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接触到大量公民隐私信息，不仅包括了聊天记录、语音通信等个人社交网络数据，还包括了存储数据、文件传输等信息，并且还能够对这些即时通信和现有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深度监听，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雅虎、谷歌、微软等信息产品的用户，或与国外通信的任何美国公民均为“棱镜”计划的监听目标。该计划一经曝光，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举世震惊的“棱镜门”事件。

1.2“棱镜”计划的特征

1.2.1监听范围广泛据斯诺登披露，美国“棱镜”计划监听的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对中国、俄罗斯等“假想敌”国家进行监听，而且还监听了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甚至连自己的“盟友”也不放过，依然将其纳入监听范围之中。此外，美国还对各个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进行了深度监听，如日本、墨西哥、法国等。总之，无论是政府首脑还是普通公民均在美国监听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棱镜”计划监听范围之广泛。

1.2.2计划参与者众多“棱镜”计划除了监听范围广泛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该计划的参与者众多，除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情报主体外，还有高达几千所科技、电信、金融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合作，如微软、雅虎、谷歌等，向其提供本公司用户的大量个人隐私信息，美国情报机关以此组成信息数据库，从中挖掘情报信息。此外，美国还广泛发动“盟友国家”参与监听活动，以英国为例，其国内著名的BT集团和沃达丰等电信公司就与美国情报机构存在着秘密合作关系，为其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1.3“棱镜”计划对华监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短短数十年内，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美国心存忌惮，为此美国政府也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并将中国列为了主要监听对象之一。那么美国对中国的监听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1.3.1监听的时间跨度较大根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显示，早在2007年美国就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列为“重点监控国家”。自2009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就频繁入侵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的计算机系统，成百上千个网络系统遭到监控和攻击。除此之外，2011年美国情报机构共实施了230余次网络攻击，其中有超过50%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由此可见美国“棱镜”计划对华监听的时间跨度之大。

1.3.2监听的方式多样化据斯诺登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为了获取用户手机短信信息，曾经监听了中国两家大型移动通讯公司，并对中国顶尖科研机构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发起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此外，由于思科公司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的大型网络建设项目，因此美国情报机构还通过思科路由器来对中国的计算机和网络系统进行秘密监控，以获取情报和信息。除了上述两种监听方式外，美国还采用发动“盟友国家”的方式来进行对华监听，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光缆大多需要经过日本，因此美国便要求日本政府与其合作，企图对通过光缆通讯的个人信息进行监控，但是这一要求被日本政府婉拒而未能得逞。

1.3.3监听的程度较深美国对中国的监听所涉及的领域之广、程度之深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监听对象除了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华为公司外，还将外交部、商务部以及银行等作为监听目标，涉及了公共、商业、个人诸多领域。根据国外媒体报道，2010年美国就将中国的北京、香港、成都、上海等一线城市列为其重点监听对象，为了对中国军方进行追踪，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入侵了中国两家大型移动通讯公司以获取中国军方的有关信息。此外，美国还以担心华为公司在其通信设备中植入“后门”为借口，监听了华为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内部资料、机密文件等。

1.4“棱镜门”事件的实质

1.4.1暴露出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民主的灯塔”，以民主和人权为由，依靠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势，利用“美国网络霸权”的话语，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擅自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多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充分揭露了美国谋求“网络霸权”的本质。近年来中国等国家快速崛起，美国对此心存忌惮，唯恐其霸权地位出现动摇甚至衰落，再加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冷战思维也时有抬头，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稳固，美国借助“棱镜”计划谋求网络霸权的企图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1.4.2揭露了美国多重政治标准和伪善的“普世价值”理念美国声称的自由和人权观念是虚伪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美国对人权施加双重或多重标准时，公众更是应该看到美国这虚伪的一面，“棱镜门”事件也正是奉行多重人权标准的必然产物。美国向来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至上来吹嘘自己，更是喜欢打着这样的旗号来干涉别国内政。美国政府一方面虚伪地宣传“互联网自由”，一方面却在大肆收集普通民众的个人隐私信息，而“棱镜门”事件的曝光也使得民众逐渐认识到了美国政府这伪善的嘴脸，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的自私和霸道。美国政府公开宣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其表面上宣称“网络无国界”，但在具体决策上仍然是“国家利益优先”，在这个时候其所声称的自由和人权就显得极具讽刺意味了。奥巴马还为“棱镜”计划辩护，他说“棱镜”计划仅仅用于监控外国人，而非美国公民，因此不会侵犯美国公民的自由和人权。那么问题来了：监控美国公民就是对自由和人权的侵犯，而监控其他国家的公民难道就不是侵犯其自由和人权了吗？如果美国政府所宣称的自由和人权仅适用于美国公民，而不具有普适性，那么其所声称的“普世价值”又该从何说起呢？
2从“棱镜门”事件看信息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信息安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国家有情报信息安全，企业有商业信息安全，公民有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几乎任何涉及到信息要素的问题都可以看做是信息安全问题。“棱镜门”作为一个信息安全事件，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敲响了警钟，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与以往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不同，信息安全问题属于近些年才凸显出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却不亚于任何一种传统型安全威胁，甚至危害性更甚于此。

2.1对政治安全的影响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保证，“棱镜门”事件的曝光，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关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也关乎国家的繁荣安定。美国利用其强大的信息技术优势和互联网传播高效快速、渗透力强的特点，在网络上制造舆情，加大对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干预和渗透，企图通过互联网来异化甚至颠覆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使我国的意识形态防御能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二是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棱镜门”事件曝光之后，一些针对中国的污蔑性言论也频频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居然有国外反华分子怀疑斯诺登和中国的情报机关有着秘密合作，甚至斯诺登可能就是中国的间谍，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把个别媒体对“棱镜门”事件本身的关注成功转移到了中国身上，并引起了国际社会上的一些不良舆论，这显然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无疑会损害到我国的国际社会形象。

2.2对国防安全的影响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互联网的影子存在，人们早已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对于个人生存异常重要，对于国家发展同样如此，国防安全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基石，情报保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安危。根据斯诺登所提供的文件显示，从2007年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被允许可以直接进入微软、雅虎、苹果和谷歌等多家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中收集国内外大量数据、信息、资料并进行筛选分析，以此获取所需要的情报信息。“棱镜门”事件的曝光，也给我国的情报保密工作拉响了警报，威胁着我国的国防安全，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国防部网站和军队内网遭受美国网络攻击的次数高达110万次。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道钢铁长城，其情报部门的数据设备中也存储着大量关于社会安定和公民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因此很容易成为网络黑客和国外敌对势力窃取和监控的目标。美国频频入侵我国情报保密系统，企图窃取机密情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对此军队和公安情报部门应当严加防范，不给别有用心的国家留下一丝可乘之机。

2.3对网络安全的影响黑客攻击是最常见的一种网络安全威胁，手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非破坏性攻击，即系统受到干扰，并不盗取目标系统的资料；第二种是破坏性攻击，即入侵目标计算机系统、窃取系统中的机密信息，以及破坏目标系统的数据，“棱镜”计划就采用了此种黑客攻击行为。在“棱镜”计划曝光之前，美国政府曾无端指责中国存在网络黑客行为，部分媒体反复炒作所谓的“中国网络威胁”，奥巴马也就所谓的中国网络黑客行为向中国政府施压。而待“棱镜”计划曝光后，根据斯诺登提供的信息，美国国安局通过接入全球移动网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次的黑客攻击和秘密监听，监听对象上至国家政要，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在“棱镜”项目的监听范围之内，美国俨然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也使美国政府“贼喊捉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当前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各国政府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而美国的黑客攻击行为无疑给被监听国家的网络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4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信息安全不仅对上述三个方面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经济安全方面也有着莫大影响，“棱镜门”事件的曝光也让我们看到了抵御金融系统的信息安全威胁同样迫在眉睫，关键之处就在于金融信息安全的防卫工作是否牢不可破。目前，我国一些地方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意识不够，防范能力低下。例如，一些银行对于信息系统的安全监测仅限于日常性的维护，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远远达不到国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我国金融体系内的大型IT设备大部分都由国外跨国公司提供，只有一小部分采购自国内，因此基本上处于被垄断的状态，如果这些国外的提供商和服务商出于某些原因而终止提供产品和服务，我国金融行业和银行势必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有调查显示，我国银行的核心数据信息大部分存储于国外品牌的机器设备上，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无异于把我国的经济安全依附在几家公司的商业道德和生死存亡之上，一旦这些国外品牌出现问题，必将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信息安全对于经济安全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我国信息安全的现状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我国也成为美国“棱镜”计划的主要监控目标之一，信息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其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顶尖的信息通信技术自不必多说，也正因如此，美国才能够通过“棱镜”项目对世界各国进行秘密监听而不被发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安全建设仍存在较大差距，信息安全防御能力仍然很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信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在全球互联网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全球总共有13台根域名服务器，其中有10台都位于美国（这也是美国能够通过“棱镜”计划对世界多国进行监听的原因），而我国部署的都是镜像根服务器，主根服务器尚无一台，这样的困境使我国互联网正处于被动地位，一旦美国关闭根服务器，我国互联网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瘫痪的危险。尽管我国在2016年推出了“雪人计划”，让人们误以为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主根服务器，殊不知“雪人计划”仅仅是一个实验项目，虽然有利于打破当前主根服务器的限制，但是这条路依然很漫长，因此我国目前依然没有自己的根服务器。此外，我国由于在芯片上缺乏核心技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因此芯片基本上全部采购于美国，这使我国一些大型民族企业受制于人，中兴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中兴公司在无线通讯领域所用的基带芯片和射频芯片均由美国公司提供，而且中兴智能手机处理器所用的芯片也由高通公司提供，一旦美国公司停止供应芯片，等待中兴的只能是灭顶之灾，这也是中兴宁愿向美国缴纳14亿美金的罚款也要解除制裁的原因，中兴事件深刻反映了我国信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

3.2信息安全相关法律不完善健全完善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是保证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基石，同样也是保障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没有相关法律的确立，任何信息安全都将无从谈起，因此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只有通过法律保障才能具有相应的权威，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证。“棱镜门”事件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信息安全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健全，其通过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和《爱国者法案》等文件，不光为其进行的网络监控、电子监听行为提供了法律支撑，还能强制电信企业与其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并为其提供用户个人信息来进行监控，从而起到一石二鸟之功效。反观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多个层面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该体系尚存在着诸多缺陷，相关法律比较粗且较为久远，已经不能够很好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情况。例如，对于政府部门采购本国产品的界定比较模糊，对进口产品和国外品牌也没有严格的限制等。

3.3信息安全忧患意识待加强古人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具有忧患意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重要条件。当前和平与发展虽然仍是世界发展的主题，我国也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国家安全忧患意识便开始淡化了，殊不知大规模的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非传统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信息安全方面的威胁依然虎视眈眈，“棱镜”计划已经对我国造成了威胁，上至国家机密情报，下至公民个人信息都面临着被窃取的风险。除此之外，目前我国在信息产品方面过度依赖国外品牌，“棱镜门”事件表明了我国对于信息产品实现自主可控的紧迫性，我国在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基本上全部来自国外，也显示了我国对于信息安全忧患意识的欠缺和不足。

3.4信息安全宣传教育较落后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信息安全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才。但是，我国信息安全相关教育与人才需求存在着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一是信息安全教育内容比较落后，相关教学存在诸多脱离实际的传统内容，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需要；二是虽然一些高校中已经开设了信息安全相关的专业，但是由于比较冷门，加之社会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报考人数稀少。三是信息安全相关教学中只注重书本知识，忽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体系缺乏实践应用性，导致培养不出具有实践能力的信息化人才；四是信息安全相关宣传工作不够深入，导致一部分公民对于信息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不甚了解，甚至不知何为信息安全。

4加强信息安全建设的对策

如前文所述，信息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而我国信息安全建设尚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信息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因此如何加强信息安全建设成为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4.1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近些年中国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互联网普及率大大提升，已然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了网络强国。从“棱镜门”事件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信息安全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针对我国信息安全形势。

4.2加强信息安全相关法制建设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开放性、管控难度大的特点，因此更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约束，这样才能防止互联网成为法外之地，减少网络犯罪的滋生，也能够有效抵御国外情报机构对我国互联网进行渗透，降低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威胁。我国政府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也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例如《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我国的信息安全。但互联网技术是一种信息技术，相关法律法规难免存在一些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例如，对网上贩卖公民身份信息、手机号码信息等网络信息犯罪没有具体的相关处罚制度，导致公民个人信息频繁泄露。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根据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动向来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颁布具有针对性的专门法律，公安网警等执法力量也应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信息犯罪，提升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管理水平。

4.3加快研发信息核心技术美国制定“棱镜”计划对其他国家进行电子监听和监控并窃取其机密情报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国家利益。有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维护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建立起真正自主可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才能够真正维护信息安全。中国在网络信息安全的维护上要走出自身的特色，走适合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道路，因此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加快研发信息核心技术，构建我国独立的根服务器，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中国芯”，避免信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4.4加强公安情报保密工作国家安全，公安系于一半，我国公安情报部门面对当前严峻的信息安全形势应当更加重视情报保密工作，时刻保持对情报保密的高度警惕性，严防泄密行为的发生，对此公安情报部门应当通过切实加强公安情报保密工作来带动整个信息安全保卫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首先，公安情报部门在采购计算机等办公设备时应尽量选择国产品牌，并且要加强公安内网建设，以此降低情报信息泄露的风险。其次，公安机关要加强专业情报人才队伍建设，密切与科研单位和高校之间的合作，加快培养公安信息化人才，努力建成一支高水准的信息安全专业人才队伍。最后，公安情报部门内部要加强信息安全保密教育，使内部涉密人员明确政治站位，严肃保密纪律，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思想过硬、纪律过硬。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制定泄密处罚制度，对因泄露机密信息造成一定后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联合网安部门对公安情报保密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和监督，及时发现信息安全隐患并及时加以解决，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将信息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中，切实保障情报信息安全。

4.5加强信息安全教育工作只有认识到位，才能主动作为，只有公民树立了正确的信息安全意识，才能真正地将信息安全这道钢铁长城筑牢。各国为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均对国民的信息安全宣传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例如美国常常开展提升国民信息安全意识的活动；印度经常开展以信息安全为主题的讨论会和比赛等。因此，我国也应开展全民信息安全教育，把信息安全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范畴，时常组织各地开展信息安全相关的宣传活动，在每年的4月15日“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针对信息安全对公民进行着重宣传和教育，将信息安全教育真正在民众中普及开来，使广大公民深入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增强国民的信息安全忧患意识与防护能力。

5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日益凸显，特别是自“棱镜门”事件曝光以来，信息安全问题的不断涌现，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为此我国除了要提防外国的网络渗透，还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自身的信息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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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凯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