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0 08:52:16
序论：在您撰写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1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