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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
20世纪后半叶，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改变了经济主体及其竞争原则的观念。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单位。国际经济如同国内经济一样，国家也应为市场职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管制，使私人资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保障国际资本稳定地发挥作用。[1]新自由主义尤其是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的联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
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将鼓励资本流入贫困国家。由于工业化国家通过追加资本来赚钱的最好机会已经用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应该比工业化国家高。如果贫困国家降低贸易和投资的门槛，那么富裕国家就会输出部分资本。如果这种资源流入采取的是贷款或间接投资形式，就会补充国内存款，放松对本地公司追加投资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国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能，金融风险也较少。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投资增加都会使贸易增加，富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以牺牲穷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根据这个理论，在所有交易中，进出口双方、借贷双方、股东和员工双方都可以双赢。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逻辑，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并且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实践悖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下，只要不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发达国家的机制，他们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2]典型表现如下：
1.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发达国家所鼓励的战略，利用外国银行贷款和跨国公司雇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增加出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不利的贸易条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除少数国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
2.扩大生产失效。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作为万用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其机制扩张过程为：技术的提升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节约的资本剩余用来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需求增长刺激资本扩大生产。然而在1980～2000年期间事实与理论设想相背离。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工资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意味着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都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工人产出虽然增长了，但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务部门的就业不断扩大，但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或是非临时性的。
3.债务日益攀升。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从5000亿增加到20000亿美元，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额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加严重，阿根廷经济就是因为日益攀升的债务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
之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误区。
1.市场并非自足。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发的，存在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因而无须政府插手。市场的确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自行“扩展”的，它无须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统一的中央计划就能达到协调，无需以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作为前提就能运行。每个独立的参与者在追求各自独立利益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然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许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都不是市场能自动提供的。比如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人们在商品价格和品质方面形成某种共识作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产品及其制造环境十分稳定。同时，市场的良好运行还涉及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国内市场尚且如此，更何况无序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穷国在拆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
2.股票市场并非万能。在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上升了，工商企业可以从中获得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促进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但是，股票市场的动荡却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经济史而言，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随，而且股票市场越发展，投机活动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就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而言，现在它的持股人有几千万，然而股市价格的涨落基本上是操纵在为数不多的大炒股户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谋取暴利。也就是说，在华尔街股市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他们的投机活动的猖獗必然破坏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的无序。
3.资本剩余和市场调节并不协调。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 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出现持续的停滞趋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商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会投向大幅扩张的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这样就使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全球化了。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所有地方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但新自由主义却束手无策。
4.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比较优势理论，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却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十分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即使一国在每个方面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萨米尔·阿明和其他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国标贸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值得怀疑。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工业，但忽视了国内市场服务。如果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去搞贸易自由化，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在国际市场上下跌，这种自由化会造成自己打败自己的结果。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鼓励贸易。但是即使贸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经济学家以计量经济数据来证明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用在经济等其他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要发现潜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并不是数据能说得清楚的。不同的变量或基期的选择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带头攻击这种支持贸易的回归统计研究。作为贸易自由化坚强捍卫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样严厉批评这种回归论断。[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误区，导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1.新自由主义认为越少干预的政府越好，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都加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美国或英国，都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国家为保护市场机制而加强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趋势被称之为“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妥协”或“向凯恩斯主义的妥协”。[4]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政府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伤害。
2.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控制，但与全球化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开放会增加了垄断程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垄断势力在不断加强，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与控制垄断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垄断势力都是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把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润的受益者。这一市场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跨国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们是庞大的垄断组织，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但是目前世界上6万家跨国公司中80%属于发达国家。[5]
3.资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要比资本匮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低，因此，在开发的资本市场中，资本会从发达经济区流向不大发达的经济区，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最终赶上发达经济区。但是，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国际投资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从理论上讲富国在向贫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6]。“发展中国家虽然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但与民间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大量投资，中国就曾在这个意义上被国际金融市场称为资本净输出国”[7]。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极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共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短期国债，从而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
四、几点启示
1.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盛行和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场。在某些西方大国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策划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谓的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扰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秩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时刻警惕全面自由主义对本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危害，但同时又要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正视这一发展趋势，否认或断然拒绝都不是解决之道，只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应是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培植本国和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培育本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企业和品牌。
2.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而且发展到今天，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事实上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中也交替出现过。这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总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也总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子，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趋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3.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曾沦为殖民地，为了国家主权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知国家主权对一国的重要性。虽然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扩大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牢牢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否则，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就有可能被他国操纵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为了防范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弊端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用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利益的策略。[8]
4.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和统一认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自我维护和自我加强的特点。然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弱小，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区域—体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团结合作，发挥总体力量，才能对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规则施加更大的影响，逐步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摘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软权力;自由主义国际法学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在冷战结束前的紧张气氛下,还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始终都是自由主义规划世界秩序的蓝图中的重要一环。①为了更好理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我们可以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与新现实主义展开激烈的“新-新论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入手。
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野下的国际法——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为例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相对于新现实主义,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与国际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也为国际法的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
(一)在分析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对体系进程的关注与国际制度的地位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与国家为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假设,但由于两者对国际体系的关注点不一而导致两个学派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乃至国际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反差。
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模型包括三点,即“无政府秩序原则”、“忽略其他差异,功能基本一致的单位即国家”以及“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在前面两点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配”成为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中唯一的可变因素。因此,新现实主义者的体系结构可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而且,由于新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实力分配。[1](p16-17)而国际制度,包括作为核心部分的国际法,也就没有多少的存在空间以及用武之地了。与此相比,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认这种结构模型,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也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分配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强调国际体系的其他特征加以补充。[1](p17)
立足于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将单位之间的互动即国际体系的进程归为单位属性而不加考虑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即影响包括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的“进程”的,主要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等两种体系因素。在这两种因素中,由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要等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完成,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就把国际体系结构假定为常数。一旦国际体系结构被假定为不变的常数,那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1](p17)至此,出于对体系特征的认识,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即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2](p44)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形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对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2](p45)
(二)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的定位与国际法的关系
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的影响或解释,也将占据独特位置。
在立论上,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在国内社会中如果人们能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充分地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那资源分配将最合理与最有效率,而且,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放到国际经济领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时,基欧汉自认为其主张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或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种自由主义介于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和强调国际制度或规则对各国关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间,是对它们的综合与超越。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不仅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认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式。但是,与纯粹物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3](p4)
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深受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科中有关交易费用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应用,从而打上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烙印。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包括其产生、发展以及维持的可能与方法等等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强现象解释与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败与增强合作成功几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这些,显然为国际立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谈判技巧,也为东西南北等国家走出谈判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155)换句话说,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5](p171)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p24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无疑,约瑟夫•奈依据“软权力”理论所提出的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不仅有对美国一些传统外交战略的肯定,如二战后致力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有对某些方面美国不当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的全球公共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冷战结束后以及新世纪里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这个立足“软权力”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正是响应了冷战后美国以“硬权力”与“软权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虽然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实践并不是与约瑟夫•奈勾画的战略构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违背的,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软权力”的重视。按照这个战略设计,包括维持wto等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推进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成为战略目标,这无疑在理论上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毕竟至今全球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维护与发展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总之,“软权力”理论旨在向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要达到此目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以“自由化”作为理念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当然,这早已运用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之中。且不说西方价值观在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wb)、oecd等国际组织运作中的主导性,也不说这种价值观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即使是以效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立法也如此。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以及双边税收合作协议中“美国范本”的横行,甚至是在区域与多边规则的制定中,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甚至是wto等国际组织或条约的许多规则,无不带上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纳有关“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创建了大量无中心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私营公司创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颇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国化形式”[9](p39)。实际上,“美国商业法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国的契约之中,并正开始被吸收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无疑,以上种种现象正是美国“软权力”对国际立法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输出的鲜明写照。
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为达到推销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民主理念、人权意识、文化价值观等的目的,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与内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向国际法学的扩张——以“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为中心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国际法学的直接扩张,表现在由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分析起点,还是其理论假设,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径,无一不是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对国际法学而言,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引入国际法的研究,为国际法学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沿袭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内”的分析路径,对国内因素的研究呈现出忽视的状态。对此,斯劳特指出:“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个‘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这些基本模式中,国家被认为在结构与功能上是无区别的个体,而且国际社会与国内体制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0](p226)显然,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许多重要的、必须考虑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个人、公司、ngos、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赖等等。[10](p227)为了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斯劳特拟定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议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规划。[11](p185)在这个研究规划中,斯劳特首先提出了三个最基础的假设:第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国内社会的成员,包括追逐个体利益以及利益相冲突的个人与公司、私人社团;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国内社会的部分利益,即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终导致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冲突的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偏好的性质与构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设,斯劳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需要探讨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际层面,而应该集中在国内或跨国层面。要准确分析国家行为,除对国家角色与权力因素做出分析外,还必须对国家和国内与跨国社会(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间的关系作出“进程”分析。体系层次的分析是把国家看成单一或相似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对“国家如何行动”的观察存有“黑箱”。而通过这种“进程”分析,主权的“黑箱”变得透明,进而能够看到国内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跃在国内与跨国社会上的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国际层面的活动。[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设以及设定的研究任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侧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活跃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法律主体是如何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第二,处于规则外围和边缘的国际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样使得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规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渊源以及它们的互动
传统上,被认为对国际秩序作出独特贡献的国际公法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国际公法的功能在于实现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对于调节国际关系,尤其是和平与稳定方面,国际公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秩序是被从上而下创设的。与此相反,秉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为分析起点及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创设的理论假设,斯劳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被设定为尽可能广泛,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各种行为体。换句话说,不仅应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即国家,更应包括个人、公司、利益集团、ngos、国际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仅意味着和平与稳定,也包括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
一旦认定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创造的,就意味着许多以前被忽视的但对国际秩序发挥了实际效用的各种实体规则、规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须被重视。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将它们带到了规则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这些法律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行为是个体或群体博弈选择后的表现,那么创建国际秩序的关键就在于规制这些博弈选择以及调整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将责任强加给国家的传统国际条约和个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倒是个体之间互动规则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劳特认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应该翻转,即从传统的以国际条约为分析起点转为将个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分析作为起点,才符合国际法的“真实”面貌。在这里,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探寻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合之处,在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种立法,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第一,国内社会以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的自律规则。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国内和跨国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活动的规则。政府之间还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务上相互协商制定规则协调它们的管理活动。第三,国家制定调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个层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三种经常性与标准化模式的。而个体之间的互动,要么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要么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要么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外的个体之间实现互动。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国际秩序,它所关注的相关主体和活动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并对产生不同规则的实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进行了重新排列。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国内根源,而直接规制个体和群体的法律更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它们对于国际秩序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除非国家将某些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的实体,否则这些法律规则的影响力比国际公法更大。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公法和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地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属性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国际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制的分类里,传统的国际公法被归于第三等级。虽然已是最后等级,但其毕竟还是在塑造国际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有探讨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来讲,国际公法的传统功能是致力于对关联交叉的“集体行动之困境”的调和,或者规制各国共存之需要。但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视角看,许多看起来非常“国际化”的问题都有其国内根源。包括战争、环境恶化、保护主义等,都源于个体和群体中优先利益的错误选择或者代表某种优先利益的政府行为被扭曲等。简单地讲,全球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紧密相连,前者依赖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国际公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创设一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单个个体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更在于影响和改善国内相关机构的职能。这种功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特例性质的、有疑问的以及边缘性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应优先对这种问题展开分析,并将此功能视为国际公法的核心功能来对待。以下领域或命题是国际公法发挥这种功能的典型表现:第一,人权法。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视野下,人权法是国际法的核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权法至少是一种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个体权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机制。第二,人道主义干涉。当许多国际法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时,自由主义理论却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来自人权法的天然属性。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极端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学说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第三,补充作用。国际法的补充作用的前提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审判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是在国内法庭确实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诉的情况下。遵守这种前提才合乎自由主义之理念,即国际法或国际机构是用来影响和提高国内机构的机能,最终目的是通过监管,或者竞争,让国内法与国内机构自身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国际责任在本质上毕竟还是需要通过国内行动来实现。第四,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将传统的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扩展,相应的国际刑法的管辖也从适用于国家扩展到同时适用于个人,即实现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第五,显现国家责任。国家必须承担将它们的国际责任在国内执行的义务,这种转化让国家脱离了与别的国家面对面的独立责任。第六,构建遵守能力。当前出现的“新主权”并不是以前被遗弃的权利,而是国家参与数量及能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网络的权利。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遵守由这些机制或制度加于它们的责任,就必须提高它们国内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规制它们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构建遵守能力必须被渗透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属性。
(三)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
怎样使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将国际制度深嵌进国内与跨国社会以及迎合人们对之影响国内制度的期许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劳特认为,国际制度必须融入并正在融入国内社会,最好的例子是日渐增多的国际法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机构往往是那些个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中,ngos也能够对涉案国家或争议问题施加压力。如果允许个体进入诉讼程序,那相关的国际法庭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国际制度的能量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家的组成,或者授予其权限时国际关系的状况。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折射的学术意义
自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们重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这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与观点,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同时,国际关系学理发展史本身也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有关国际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贬到最低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逐渐提高之趋势。至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或立场已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例如,现实主义范式中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同;同时,经过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研究以及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努力,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虽然这种趋同只是一种努力方向或态势,但这毕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正努力寻找一种“最小的共识”。
而且,自由主义学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这一对其有利的学术与实践环境,无论是“软权力”理论的及时提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都是自由主义理论繁荣与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影响与地位的明证。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在理论分析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亟须解决或完善之处。以后者为例: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国家所引发的。③虽然国际法学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具体承诺,可以作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一种解释,但问题是这并不能类推至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能够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真正施加时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导向为何的。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性法律规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必须揭示自由民主国家如何遵守国际法,也必须解释非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不良倾向:其一是对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悲观;其二是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斯劳特将欧盟法作为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证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对斯劳特来说,欧盟法成功的关键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能把欧盟法当作超国家法而接受与解释。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欧盟法并非典型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确切地说,欧盟是依赖于一个国际条约而建构的国际组织,欧盟法却是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逐渐发展而来的,依赖于该条约构建的国际组织所创造的一系列法律。因为欧盟法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适用于成员国国内的民众,因此其符合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跨国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范例”或方向无疑是具有误导性的,[4](p80)到目前为止其仍然只是国际法中的一种特例。此外,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许多假设仍然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有关有效的国际规则的前景期望,不能再仅寄予传统的仅仅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而是必须寄予跨政府规则网络(像巴塞尔委员会)或者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起的“垂直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或组织(像欧洲人权大会)的假设并不牢靠。虽然晚近跨国社会规则急剧膨胀,但传统的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条约法也得到迅速发展乃至深化,至今我们还很难推断出跨国规则的效力是否已经超过传统的条约法规则。[13](p252)事实上,鉴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国际法学界,跨国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希望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对国际法更具有解释力,从而达到更接近国际法的“真实”的理论,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同样,“软权力”理论的倡导者也面临这一问题。包括“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区别所在,两者的关系如何,外交实践中两者的比重或均衡,两者的矛盾或冲突的恰当解决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倡导者都必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则其理论本身的自圆其说以及进一步深化,将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国际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的是,“软权力”理论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发展的一种契机,也是一种挑战。
放眼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学,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繁荣的时代。“最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软权力理论”、“世界秩序理论”、“全球化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主权理论”、“新帝国论”等理论,不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与预测,也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对此,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比“单一”的世界更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种理论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观点分歧,对于国际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是有裨益的,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个侧面看待国际法的方法与机会。也许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人们最终会检验出哪一种观点或看法更符合实际,但从学理上讲它们都具有某种价值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深刻而持久的动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众多，它主要指涉“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经济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运动日益相互依赖，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深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础之上。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要求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绘了资本在全世界开疆扩土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市场真正形成。南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断积累，终于酿成矛盾的外溢，列强加剧对世界殖民地的争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间的大规模战争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另一极。为了恢复和壮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与苏联在全世界展开争霸竞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前资本主义霸主英国达成妥协，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的教训，形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起来，并经历了持久的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战后“黄金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国际经济制度重启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升级为国家间、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无一不加速经济全球化。有分析将全球化的动力总结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资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战后持久繁荣后，资本积累在国内的盈利空间极其有限，国内市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本盈利要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已蓄势待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借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运动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这无疑可以促进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不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对经济全球化无条件地拥抱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全球化的重新驱动到加速发展，都可以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核心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是资本逐利、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它们从来不满足于坐等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经济意识形态从来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终于问鼎主流经济学宝座。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最好的催化剂。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之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40余年的锤炼和沉浮，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并最终主导英美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从早期的米塞斯坚定地反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社”、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形成及其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都是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存世。新自由主义产生时是为了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它以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积极的政府干预，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为鲜明的理论特色。关于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认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中每个人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鼎盛于19世纪。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在英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也成就了英国19世纪的帝国霸业。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对英国霸业的挑战加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西方世界面临长期萧条和宏观经济不稳的经济难题，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坚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条，政府纷纷出手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终结。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失灵”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口号，试图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荣光。它反对政府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最小的干预，自由经营，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反对高福利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常常被简化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将它们作为最高的经济目标。
随着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口号响彻全球和里根政府的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官方经济意识形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在英美得以实施，并开始了全球扩张历程，其实践的主要标志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广。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紧缩财政、减少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等，它们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具体体现。作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的威廉姆逊声称，这十大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不遗余力地扩展。
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兴盛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资本大肆扩张的时期。经历了长久繁荣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基础。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垄断行业的种种规制让庞大的垄断资本在国内束手束脚，阻碍了垄断行业的发展。而对于渴望发展经济，尤其是缺乏资本与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正是他们所需，因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机遇，这些垄断资本自然乐意打着“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扩张。此时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成为了垄断企业的“自由”，而政府成为需要被规制的对象。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旗帜，以效率为利剑，以推进世界自由贸易与投资为己任，为经济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方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末端，亟需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如此双方形成强烈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大卫・科兹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国内限制的减弱，战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次逆转，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加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增大。跨国公司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扎根，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先锋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利率、汇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石油价格在1973-1976年上涨4倍，石油出口国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在欧洲市场寻找到出路，促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繁荣。世界经济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卫・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投机经济，这些投机资本并不以实体经济为本，而是游走于各个资本市场以谋取高额利润，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源。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基础上的，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发扩展秩序”，他主张彻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义将其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它的显著特点是“超地域性”，资本本性要求不断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重组。
经济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义的赞歌那般完美，“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等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致使资本缺乏盈利机会。依据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的空间理论，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可以解决资本盈利问题，而剥夺性积累就是锋刃。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使财产和收入从社会大众手里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从全球落后国家转移至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等级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是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这个全球竞争秩序之中，必然有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规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管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许诺的共同繁荣却终难实现。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领头羊的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实行“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建立起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例证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而后撤离，导致该国货币贬值，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它们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机。而危机之后的拯救则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贷国融资有严苛的条件，这就是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这些“结构性调整”使得危机国家经济加重了衰退，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然而，伤人终将伤己。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风暴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数家金融巨头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和反政府干预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常态”，经济复苏的步履艰难，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秩序，抛却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超越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同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智慧”，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出现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读。笔者主张通过分析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主张及其实践，探究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是千疮百孔，重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独立自主、创新进取――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最显著而深刻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范式，而非盲从新自由主义倡导了经济全球化模式。有学者总结，“美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本国实施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从而导致它们的自杀。”中国不仅避免了“自杀”的命运，反而脱颖而出，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反而坚持了“被自由主义所竭力诟病的所谓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及对资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这些因素是中国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久发展的有力保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的界定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利益边界还是利益内涵都会与前全球化时代大为相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跨国化，主权国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让出部分经济主权给超国家组织机构，二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治理。以国家汇率政策为例，一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通常寻求三大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美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蒙代尔指出，多数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三难选择”，因为这三个目标逻辑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能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管制这三种汇率制度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见对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沦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拒绝经济全球化，更非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创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的灵魂核心在独立与创新，而非某个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只会成为教条。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开放，以创新制度与技术为发展动力，实现自主式发展。主权国家仍旧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国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动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间贸易与分工，深化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国受益是严重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级化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政治、科技的绝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区域，掌控了价值链的分配权。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支配，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和依附。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宗旨相违背，也会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各参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大家同住“地球村”。各个参与主体以平等、尊重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维实现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实现资本、贸易、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做到这一点，开放市场方面，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以非关税壁垒等形式保护国内市场，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实现全球经济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动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者，以美元霸权为支撑，形成借贷消费的巨型债务经济，最终引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8.4万亿和21.1万亿美元。资产是GDP的1.3倍，负债是GDP的1.5倍，但对外负债净值占GDP的19.4%。可见，金融一体化进程过度超前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风险，因此国际社会需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之适应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速度，防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扰乱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另一问题是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国际分工主流形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核心，产品的各增值环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创新理念和品牌价值，掌控营销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主导地位，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布局造成了”服务一制造”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艰难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制造业，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问题。
总之，实现要素全面自由流动，争取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驱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制度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一国边界成为跨国甚至跨区域活动，由此造成了诸多的全球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一体化建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现。
然而在全球治理应本着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却存在重大弊端，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权、治理缺失两大难题。霸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先锋，然而却是败绩累累，成为治理霸权的最佳例证。其后有学者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原因时指出，“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种种弊端，新兴经济体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这本身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治理霸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治理缺失。“某些国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国家所得到。各国政府权威的流失，已经造成了―个很大的无权威空洞，这个空洞或许可以称之为‘无治理’。（ungovernanee）”这种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体的缺失或者不明确，也可能是治理主体之间因为矛盾分歧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和行动，同时全球治理又“是由无数的，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个具有不同历史目标、结构和进程驱动的控制机构构成的”。在民族国家为核心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主权国家的让渡，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时，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全球治理就面临巨大的约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终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解决与日俱增的全球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在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程中，首先需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式的制度霸权主义，同时为其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国以平等互利为前提，本着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原则，依据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