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4 08: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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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公众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政府协作，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危机意识不强，意识与能力欠缺，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等，亟待措施解决：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论文关键词 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 公众参与
近几年来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事件还是社会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建立一个全面的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政府作为管理体系的主导人承受着巨大压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单靠政府的单薄的力量是无法出色完成公共危机的治理完善，这个时候就需要组成社会成员的公众、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古语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公众的参与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 公众参与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意义
首先，公众参与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表达了一种管理的新思想，要实现治理，实现善治，不单单依靠政府这一角色，更需要公众、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进来，努力协作，共同实现善治;其次，由于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预料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大等特点，政府也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在短时间内提供的公共资源有限，空间分配的密度也有限，从而对于某些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无法做到有效及时的处理，导致大量人力、财产损失，这样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良好的危机管理的，公众的参与是实现良好危机管理的重要保障;再次，公众参与能够增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公众通过参与危机管理，了解危机事实，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而且，公众能够监督政府，保证政府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公共利益，促进政府有效及时的处理危机事件。政府也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到公众的利益诉求，尽可能的满足公众的正当利益，从而也能够减少了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
二、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在近些年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可以看到，公众参与在不断地进步。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不断地提高，而且参与的能力也不断地增强。例如云南鲁甸地震后，有许多公众自愿组成救护队赶往灾区，大量的公众捐献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
第二，公众参与的理性化程度增加。在以往的危机参与中，公众分析看待事件往往依据情感因素，理性因素比较少，而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推进，公众在分析事件中就尤为客观和科学，参与管理时也比较理性化。
第三，与政府的沟通互动趋于良性化。政府在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保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让公众了解到事情的进展，也有效的抵制谣言的传播扩散;第四，危机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广泛，各种社会组织，各个社会阶层都积极参与到危机管理中，齐心协力促进危机事件的解决。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参与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参与危机意识不强，参与意识与能力欠缺
首先，从公众自身情况来看，公众习惯把自己当做危机管理中的受助者，处于被动地位，等待政府的救援，虽然在每次自然灾害发生后，很多公众会自愿献血，自驾车去救灾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高。
其次，大部分的公众缺乏危机前积极的预警意识和防范意识，从而使得危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再次，由于公众在危机发生时会处在一种恐慌状态，心理承受能力低，任何一种风吹草动都会使其做出强烈的反应，更有小部分公众会产生从众的心理，做出不理性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圆满解决，而且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
在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政府一直占据各种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在浓厚的官僚制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公众一直被看做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危机发生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广大的公众参与进来，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作用认识不到位，忽视公众的力量，这样可能会导致政府作出的决策与公众的实际利益脱节或者相冲突，达不到良好的危机管理效果。而且，政府官员本身还有自利性，为防止公众触及自己的利益，极力排斥公众的参与。
（三）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为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公众参与的程序，需要承担的责任等具体事项并没有在法律中呈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很多有关的程序规则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无法为公众参与提供参考，具体表现在：公众成为管理主体的地位无法得到制度程序上的保证，公众参与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制度上的不明确使得公民在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中无法可依，极易造成混乱。另外，对于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人身或财产上损失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
公众作为单一的个体，没有形成有序的组织或集体，盲目参与到危机管理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危机管理的无序和混乱。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代表公众、表达公众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如志愿者协会、慈善协会等，但是在数量和能力上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且，我国的社会组织一般为官办组织，寻求政府的庇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相对来说缺乏自由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很难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
三、 公众有效参与危机管理的对策措施
（一）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
第一，全国各大中小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都应该开设危机教育课程，政府注重加强危机方面的宣传监狱，让每位公民都能切身体会到危机防范的重要性，逐步培养起公众的危机意识。
第二，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的实现需要实践，在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防范危机的意识和知识，而且更需要具备相关的防范技能，所以，各个社会单位要经常组织危机演习，通过虚拟的危机现场，不仅可以完善危机管理的监控和预警体系，而且能够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
（二）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
第一，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政府是管理者和主导者，公众作为被管理者要接受政府的领导，听从政府的安排，被动的接受政策，按照政策开展工作学习。而且由于官僚组织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强调技术和专家指导，公众参与一直被否定排斥，但是，随着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单薄的力量需要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帮助，因此，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大胆放权，给予公众充分的信任。
第二，政府还应当不断改革和完善组织结构，促进组织更加透明开放，为公众参与奠定基础。
第三，政府应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改善传统的公民参与制度，如信访制度，保证公众参与渠道畅通。
（三）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
第一，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公众的参与权利，使其成为合法权利。这点是重中之重，也是首先必需要做的。在我国，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公众没有合法的参与权利，就无法实施合法的行为。
第二，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构建中，需要明确哪些危机事件是需要公众参与的，哪些事件是避免公众参与的，换言之，就是公众参与事件的范围。同时，还需要对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的方式、程序、参与权的监督和制约都要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公众做到有法可依，有程序可依。
第三，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为确保危机事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必须对公众的某些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或限制，保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四）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重要桥梁，也是危机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员，因此，政府应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建立发。
第一，政府应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和优越的发展环境，同时，在财政上给予社会组织优惠或补贴，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技术支持。
第二，政府要在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做好引导和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按照程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协助危机事件圆满解决。
第三，政府需要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管制，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自由的氛围，并对其创新给予鼓励和奖励，使社会组织能够自由发展。
[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法制化建设 必要性 基本原则 基本内容
[论文摘要]公共危机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系统的失衡,现代社会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种类越来越多,应对和处置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深入地探索和认识危机形成、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构建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有力的秩序控制来应对、调控和处置危机,是必然选择。
危机管理又称突发事件管理、紧急状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事件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需要实施应急法律规范并运用行政紧急权力,来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
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紧急措施来对抗危机,而法治行政的原则又要求政府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危机管理的各项权力,即政府危机管理的法治化。离开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危机管理可能会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可能导致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损害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加强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首先应该从法治原则的要求出发,将政府危机管理严格地限制在法治行政的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
一、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重大自然灾害、疫病、恐怖主义或者重大社会冲突与骚乱等事件的发生将导致社会进入危机状态,公共管理机构必须行使非常权力并采取特别的应急措施以领导和组织社会与民众共渡危机,尽快结束危机状态。在危机状态下,政府的权力与措施将会突破常态法制的框架,超越平时法治的要求,甚至可以暂停某些法律乃至某些宪法条款的执行或效力。但是非常时期和特别状态下不能成为背离法治的理由,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法制。危机状态法制或称非常法制的出发点,就是迎接各种社会危机对法治提出的挑战。在宪法中规定危机状态是为了通过宪法对危机状态制度的确立,明确政府在危机状态下所享有的行政紧急权力,防止政府在危机状态时期随意行使行政紧急权力,以免对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实施危机状态制度是为了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社会的正常状态以恢复正常的宪法秩序。
关于危机状态法,在现代法治原则的支配下, 各个国家十分注意制定法律来调整危机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防止危机状态的发生而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因此,各个国家都制定了在危机状态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以及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就构成了危机状态法,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
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世界各国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政府危机管理遵循的法律原则有:
1.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合宪性主要是指政府采取危机管理措施必须有宪法上的授权;合法性主要是指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必须要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也是政府危机管理是否符合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准。关于合宪性原则,《马尔代夫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共和国总统有命令临机应变之权,但这种应变命令不得违反宪法[1](P88)。关于合法性原则,如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规定的可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时,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P158)。上述规定都是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不同角度强调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合法”原则。
2.合理性原则。所谓合理性原则,就是指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的时候,必须针对所发生的公共危机状态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政府不必要地实施危机管理,许多国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作了严格规定。如法国1955年《紧急状态法》规定:非经法律批准,实施紧急状态不得超过12天[2](P158)。此外,还规定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来处理的事务,也不应当通过实施应急管理的手段来进行。如1987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就规定:戒严期间,不得停止实施宪法,不得取代民事法院和立法议会的职能,不得在民事法院能够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和军事机构行使对平民的司法管辖权[1](P89)。合理性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危机管理权力而破坏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
3.保障公民权利原则。在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期间,政府依据宪法和法律采取各种危机管理措施来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紧急状态,特别是可以通过适当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后,仍然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这种法律上的义务主要表现在,不应该对那些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加以不必要的限制。此外,对于因采取危机措施的需要,给公民的财产和权利造成损失的,也应当在事后给予必要的补偿。如1984年《马来西亚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生效期间,不得依据宪法的规定将议会权力扩大到涉及伊斯兰教法律和马来人习俗的任何事项,不得使与宪法关于宗教、公民资格及语言的规定相抵触的任何规定生效[1](P94)。
4.责任原则。要保障政府实行危机管理权力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就必须建立起与行使危机管理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制度,这是各国政府危机管理法律制度所确立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如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55条就规定,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宣布特别状况和戒严时,非法使用或者是滥用有关组织法所赋予的权力将像践踏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一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P348)。这一规定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政府危机管理的责任制度。
5.时效原则。政府危机管理一般会以限制公民权利为前提,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政府采取危机管理的措施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期限内,否则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延长。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利用实施应急管理的便利,滥用或者超越职权,给公民的权利保护造成一定的危害。各国实施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并不是统一的,有的规定不超过12天,有的规定不超过3个月。可以延长的次数有的是一次,有的允许两次以上。但少见无限期延长的。如《马耳他宪法》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令如未被总统提前撤销,应自宣布之日起届满14日停止生效,延长生效期不得超过3个月[1](P362)。
三、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一切行为的准则是守法、依法。政府在危机状态下享有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能对国民的基本人权、社会的法治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政府行为在危机状态下纳入法治的范围,使政府的紧急权力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从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制定专门的危机状态法,在各种有关的行政管理法中规定危机状态下行政权行使的特别条款。现代法律对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权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规范的:
1.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来明确政府紧急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法律对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必须具有的权力,事前应明确规定。如制定和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条例、决定、命令的权力;作出对疫区实施封锁、对被污染水源实施封闭决定的权力;命令停止集市、集会、停工、停业、停课,征用房屋和交通工具;以及强制疏散、强制隔离、强制检疫和强制治疗的权力等。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严格确定政府应用紧急权力的边界。如政府不得限制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没有授权其限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代法治不允许法律授予政府无边界、无限制的紧急权力。
2.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确定其处理危机事件的职责范围,是防止其应对紧急状态失职、不作为。如法律规定政府在突发危机事件出现后,应迅速制定应急预案,组织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和;采取救助遇难、遇险、致病、致伤、致残人员以及防止危害扩大等各种措施;组织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和调度;等等。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疏忽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法律应对之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3.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虽然享有比平时更多且更具强制性的权力,但法律授予政府这些权力是附有条件的。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授予公安部门可协助防疫部门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权力时,也规定了具体条件:(1)隔离对象应是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源携带者或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2)隔离对象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3](P73)。如果政府和政府部门违反法定条件行使权力,即构成滥用权力,将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4.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行使紧急权力的严格程序。如意大利宪法规定,警察机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临时预防措施,须于48小时内通知司法机关并申请其批准,如在48小时内未获司法机关批准,则视为该措施已被取消,警察机关应解除对相应人的人身自由限制[1](P343)。
5.通过各种相应法律规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目的。在法律授予政府权力时明确规定授权的目的,以便制约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定目的的范围内行使所授权力,防止其滥用紧急权力,在授予政府紧急权力时尤其如此。例如日本的《警察法》在授予警察处理紧急事态以及各种相应权力时,为保障这些权力和警察的其他权力的正当行使和不被滥用,在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保障以民主观念为基础的警察管理工作和有效地完成其任务[2](P183)。
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危机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都规定,即使是在危机状态时期,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也不得被限制,更不得被剥夺。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而使公民失去不应当失去的权利。在危机状态下,政府不仅享有法律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还有一些权利,如公民的知情权,因为它不仅实现着危机管理的公开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而且有利于公民“趋利避害”,减少危机产生的社会危害。政府必须通过履行公开义务和危机信息通报责任来予以切实回应。
四、启用危机管理法律机制的条件
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即便是依据合法,正确行使应急权力,这种非正常行使管理权力的方式也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对政府启动管理机制提出了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以保证政府行使管理权力的合法性,更好地约束政府行使应急管理权力的行为。这些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危机事实的存在。所谓危机事实,即是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关系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了混乱,国家的正常管理机制失灵,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危机事实的存在是政府启动应急管理机制的客观要件,没有危机事实的存在,政府是不能启动法律所规定的危机管理机制的。二是危险要迫在眉睫。没有危险性的社会秩序,不能称之为危机状态。危机状态必须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对于危机状态,由于其迫在眉睫,不能通过正常的管理手段来加以控制,所以,必须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所谓迫在眉睫,主要是指危险已经发生,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危险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必须立即采取危机措施来加以防范和制止。三是有必要采取危机措施。在社会出现了公共危机状态之后,如果是政府可以采取一般性的管理措施就可以有效加以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四是对需要采取政府危机管理措施的紧急状态应当通过合法程序加以确认,并且通过合法的程序加以宣布。此外,对于危机管理机制生效的期限、宣布解除应急管理措施等,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五、立法机关在公共危机法制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宪政国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否依法办事,是对一个政府的能力和法治水平的考验,是法治和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
危机状态法作为宪法秩序下的一套非常制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立法,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它包括:第一,宣布进入危机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危机状态的及时解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战争状态和戒严(全国和个别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而引起的危机状态,由政府来宣布。第二,给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授权。它主要包括:特别指挥机构的建立,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授权的范围和界限。危机状态时期的特别权力涉及到:危机立法权和特别立法程序;危机的财政权,主要是增加财政拨款和预算的变更,以及所需的特别程序;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措施和特别行政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强制措施和对公民财产的限制与征用;警察的特别使用和军队的投入使用的条件和指挥;对危机状态下某些现行犯罪的处理和特别司法程序;授权程序和限制;等等。必须对授权的程序和范围有较明确的规定。第三,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应予以保护。在危机状态下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一些限制,但应该明确限制的条件和程序,特别要规定哪些是不可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危机状态立法的核心主要是要解决给政府特别授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保护和救济的界限问题。给政府授权要充分、有效,但又要给出必要的界限和程序限制。
立法机关在危机状态下不是无所作为,放任政府,而是负有更重大的职责。为此,立法机关也要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力和程序,包括宣布危机状态、召开立法临时或紧急会议、按特别程序行使紧急立法权。立法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可以就特定问题或特别时间的问题制定特别问题的法或特别时间效力的法),如决定对政府的授权、决定紧急财政问题、决定设立临时应急指挥机构;监督紧急权力的行使、宣布或监督危机状态的及时结束;等等。
立法机关不仅在危机时刻需要研究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启动紧急程序,还要从法制的角度寻找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手段,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同时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危机过后在社会常态下,立法机关应该积极主动地研究有关公共危机的法律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制定防范和处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危机状态下有法可依。一些社会性的公共危机,如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执法的不公或者司法的腐败造成的。对于这一类问题,公共危机管理机关在依法处理之后,还要认真研究有关立法、司法与行政问题,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关系是将维护社会稳定、公众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以服务社会和公众为目的，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这样一个危机不断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关的决策及其在危机事情中的执行。本文从7.23甬温撞车事件中，来分析我国政府公共关在危机管理中的现状，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问题；措施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铁道路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2011年7月23日，D301次列车在甬温线永嘉至温州之间的高架桥上与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被记者询问到为什么事故发生后掩埋事故动车车头时及在宣告救援工作结束后在7月24日下午5点，事故发生约2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损毁的D3115次列车车厢里发现了2岁半女童项炜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的语言，当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其不满。目前中国的政府公关很难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政府职能开始重新定位，政府切实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服务性政府，这是新时期对政府职能的要求。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组织为了维护、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利用现代各种有效传播途径和沟通方式，获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为目的，对社会公众进行的宣传、沟通的一种有效的政府活动。政府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特定的管理活动或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争取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维持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公共危机管理：指政府充分运用科学手段，并在其他社会各级组织和公众的协助下，对威胁到环境，社会利益和生命安全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和个人因素所引起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在以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的监测、预警、疏缓、预防、决策、处理和评估等一系列管理措施，以避免和减少危机带来的对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的威胁，提升政府应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处理能力，达到稳定社会，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它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如果政府危机事件处理不当，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及信任力的下降，严重损坏政府形象，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因此，政府必须要承担危机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责任。而且，在社会秩序处于混乱或社会公众利益受的损害时，也只有政府才具有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有效行使危机管理的合法性职能。
政府要公共危机中顺利处理好危机的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并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危机处理是公共关系一个重要实务，从处理危机的效果上可以看出政府公共关系的水平，也是执政能力的直观评价标准之一。
二、我国政府公关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公共关系作一种管理职能，服从并服务于政府的整体职能，这在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相当重要，日益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公共关系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在我国发展历史才20余年，而政府公关作为公关的一领域，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在我国政府公关实践中存在许多缺陷，从甬温撞车事件中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公务人员的优越感。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政府机关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公关意识还相当薄弱，没有真正认清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为官者仍不知权从何来、权为何用;社会公众也不明了谁赋官权、权应何用。现代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官员仅仅是权力的行使者,而不是所有者，摒弃高高在上的统治思想和官僚作用。一些领导喜欢高高在上，让公众捧着他，不认真、踏实的为公众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为社会服务，意识不到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人民带来满意，用热诚的服务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政府的责任就是为公众谋利，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为公众服务是政府的根本宗旨。
（二）信息传播不公开、透明。信息传播是公共关系活动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它是实现政府公关目标的重要手段。要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或方式去影响公众，加强与相关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以达成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凡是公开的都不是重要的，凡是重要的都是不公开”这样的说法，在公众心中已经根深地固，现实中，政府公共关系传播透明度不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政府向公众信息时有意隐瞒事实的真相，任何隐藏、遮掩的行为都只会给社会新一轮的矛盾。政府危机公关的核心就是信息的透明和公开，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来于政府的透明和高效。
（三）核实信息，慎原因。政府虽说掌握了大量的传播工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由政府管理，政府可牢牢掌握主动机，将各种需要传播的信息，从各个角度反复进行信息传播，从而大大提高公关效率，牵引舆论导向，但是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实事求是是政府公关的生命，核实真实信息、真实信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可以向公众开展信息宣传和互相交流以，而且可以取信于民，真正树立起政府的良好信誉和形象，并不是把危机事件的真正原因给掩盖，把责任推到天灾人祸中去，政府公共关系的本源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歪曲事实、脱离实际的做法，都会根本上动摇政府公共关系的基础，阻碍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的目标，甚至使政府公关活动无法顺利地开展下去。
三、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的解决措施
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良好形象对于政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总之，当代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波及和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一）增强政府公关人员的公关意识。
目前，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对公共关系工作的任务了解甚少，重要性认识比较肤浅，或者存在各种偏见。因此，提高各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的公共关系意识是当前加强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各政府部门公务人员要转变官本位思想，强化公共关系意识，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形象是政府整体形象的一部门，他们代表着政府的良好形象，始终坚持为公众服务是政府的根本宗旨。其次，要加强公务员的专业知识能力的提高。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政府公关人员不仅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对其他相关学科学习，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能保守僵化、一成不变；最后，要增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并加强公关人才的培训。
（二）重新设置公共关系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从事政府公关的机构，大多部分分散在办公室、宣传、对外联络、办事处、新闻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部门设置了公共关系职位，但设置分散，职责不一，各执其咎，很难满足政府公共关系在发生危机突发的处理。国外一些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非常健全，如日本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是以法律为依据：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内阁官房长负责整体协调和联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中央防灾会议以及相关省厅负责人紧急协商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国土厅、气象厅、防卫厅和消防厅等职能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在这一体制下，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建有各自的危机管理体系。所以，目前我国在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特别重要。
（三）加强公共关系沟通渠道。沟通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沟通作为搞好政府公共关系的重要渠道，并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沟通必须坚持不懈、长久开展，不断巩固政府公关的已有成果，最终实现政府的目标。要做好沟通工作，应当建立健全沟通的各种制度和渠道，如建议制度、听证制度、谈心服务制度、民意测验制度、定期评议制度、领导接待日制度等；还要大胆创新，开辟新的沟通机制，如市长、网络直播面对面、开通政府微博等。同时，注重沟通的技巧和艺术，如会谈会见、会议组织、对话、倾听、演讲、谈判的各种方法。
四、总结
政府公共关系在危机管理中，对管理者来说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有效的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政府应高度关注公共关系的开展，以依据事实，客观真实地进行信息传递和互动交流，从而建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公民利益，协调政府与公众关系，真正树立政府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摘 要：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政府、传媒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辨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政府、媒体和大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对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应急动员能力，构建高效、有力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进而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品质。
关键词：公共危机 信息博弈 危机管理
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政府和公众是应对危机的最重要主体，但是应对危机的主体并不限于此。考虑到传媒对新闻事件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同时传媒对普通民众具有舆论优势，所以，在公共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传媒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参与的主体主要有三类：政府、传媒、公众。上述三者之间的互动会直接影响到公共危机应对和管理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三者在公共危机相关信息问题上的博弈。
一、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信息诉求
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的信息诉求。在公共危机产生之后，政府凭借其行政特权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信息，并据此决定应对策略。但是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决策优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政府所掌握的危机信息并不充分。相对其他主体，政府可以更快、更全面地掌握有关公共危机的信息。但是在重大的危机面前，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足以支撑政府做出必然正确的选择。由于造成公共危机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所以政府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的信息还可能引导政府做出错误的政策选择。其次，政府倾向于对信息进行筛选甚至是屏蔽。除一些不可抗拒力造成的危机以外，有一部分公共危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人为因素的。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危机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倾向于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尽量防止传媒和公众了解到对自身不利的信息。最后，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还可能对信息“视而不见”。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发生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先兆。出于社会稳定和多方面的考虑，政府很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暂不做出反应。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出于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考虑，政府也可能会继续选择对此类信息控制或有选择地传播。
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相对于其他主体具有信息优势，但是由于所获取的信息与其职责往往难以匹配，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信息诉求。同时，出于规避风险和控制局势的目的，政府会倾向于适度控制信息的传播。这种行为虽然会妨碍到传媒和公众的部分知情权，但是对于避
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由于公共危机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往往会被传媒格外关注。但是，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却并不是处在“真空”之中。事实上，在对公共危机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传媒往往是处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受到各方利益与需求的制衡。所以，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也就具有高度复杂性。首先，公众的知情权和传媒的职业道德是传媒信息诉求的基点。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既是危险的承担者，又是潜在的危机应对者。由于危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公众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是构建危机应对机制的前提。同时，传媒负有将事实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义务。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必须以维护公众知情权为基点，以恪守职业道德为底线。其次，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是传媒信息诉求的价值标准。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不应被视作个体行为，而必须考虑到其社会影响。对于传媒来说，负责任的做法是将自身的信息诉求融入到公共危机的应对中，把维护公共福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把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最后，不仅要有及时的报道，还要通过深层的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传媒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将资讯传递给公众，更重要的是传媒可以通过基于事实的深度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国内外多次公共危机过程中，传媒都扮演了公众利益和公共理性捍卫者的角色。例如，2005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在此情况下，许多媒体不仅及时报道了禽流感的动态情况，还通过与专家合作进行宣传等形式来消除公众对于禽类食品的恐惧，有效地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综上，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大众传媒负有传递信息的义务，也有及时、准确报道危机进展的诉求。但是，鉴于应对公共危机的特殊需要，传媒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所取舍。所以，任何媒体对公共危机的报道都要在全面性和公益性之间进行平衡。
3.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的信息诉求。任何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公众都会在第一时间将注意力放在危机发生的地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并进而对此次危机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判断。当公众认为危机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普遍地表现出不安、紧张甚至是恐慌的心态。而这种恐慌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往往比公共危机本身更加可怕。究其缘由，还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对未知的恐惧压倒了理性的思维。所以，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讲，及时有效的向公众传递公共危机的信息是缓解公众恐慌心理，控制危机破坏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没有保留的将公共危机的所有信息都传递给公众。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应该向公众如实通报危机出现的原因、危机造成的损失等信息，着重公布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公众面前树立坚强的政府形象，帮助民众重建信心。同时，应该对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媒体或个人进行严厉的打击。
二、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博弈模式分析
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和公众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依据上述三类主体在公共危机中关系的性质，我们可以大体将公共危机管理分为两类：
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与公众的良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通过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迅速、有效的联系。这其中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公众可以通过媒体了解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后续发展状况；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将危机管理措施传达给民众；最后，民众关于此次危机的疑问和诉求可以在传媒整合之后传达给政府，政府对此做出及时回应。要达到这种模式，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角度做好安排：首先，注重时效。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危机的蔓延是极为迅速的，而危机管理的时效性往往对危机的处理效果有决定性的意义，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24小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黄金生命线’，也是媒体报道的黄金时间。”①在危机发生之后，如果能迅速引导媒体、掌控舆论，就可以安定民心，将危机带来的损失控制到最小。同时，在短时间内给媒体足够的信息可以有效的抑制虚假消息的产生和传播，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限制危机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要注意管理行为的指向性。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的管理行为应立足于减少危害，控制事态，防止危机加剧这些目标上。所以，政府的具体作为应该明确传递给民众这样一个信息：政府是以所辖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保证民众基本利益，决不允许牺牲民众利益来保全政府形象的情况发生。再次，政府在与传媒沟通时要有所选择。危机发生后，三类主体都对于了解事实真相有强烈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于自身特殊地位而享有信息优势。从总体上说，政府负有将事实真相告知媒体和民众的义务。但是，出于更好的处理危机的目的，政府可以对信息共享的范围和对象做出筛选，这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必须注意的。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信息进行筛选并不包括制造虚假信息。因为，任何低估传媒和民众智力的行为都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揭穿，到时政府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危机干预的时机，更是民意民心。
2.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民众的恶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传媒、民众之间没有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政府的作为不被民众了解，因而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媒体无法从政府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捕风捉影，结果出现大量虚假信息；民众对政府作为失望，进而影响到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模式里，三类主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源于政府面对危机的态度和策略。而其中最大的失策包括以下两点：首先，试图控制信息传播的想法低估了传媒的能力。传媒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民众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公共危机在小范围内造成影响，其影响的进一步传播就是不可逆转的。其次，不了解限制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及时向媒体提供真实信息。只有及时给媒体和公众提供真实消息，才能有效的遏止谣言的传播，防止社会动荡。再次，政府没有对公众的诉求予以适当的回应，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危机状态中，社会公众会提出相应的政策诉求，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危机解决政策……公众的态度和要求影响着公共危机的发展趋向。”②而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公众的合理诉求，公众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进而采取各种非理性的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将会大大加深公共危机的严重程度。
三、基于信息博弈模式的危机管理制度安排
1.从政府对待媒体的态度和策略来讲，在当代社会，媒体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非常态下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对于媒体的报道还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在身处危机的情况下，这种辨别能力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媒体的报道和引导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媒体统一作正面引导，可以有效的抑制大众的恐慌心理，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媒体作负面引导，或与政府口径不一致，那么就会助长对政府的怀疑，会引发更深程度的恐慌，甚至引发骚乱。
在探讨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媒体进行分类。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媒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报道实力和渠道。由于上述特点，所以这类媒体应该成为政府在与公众沟通过程中的主力军。政府应该与这类媒体建立稳固的合作渠道，一旦有危机发生，保证这类媒体首先对危机进行采访，并在第一时间通过这类媒体向公众介绍情况，而且这类媒体的报道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以显示政府对于此事件的关注和处理的决心。这样可以有效地稳定大众的心理，但是由于这类媒体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所以公众在接纳这类信息时会心存疑虑。所以，在这类媒体的报道中切忌出现“假、大、空”信息。
二是非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与政府关系不甚密切，但是同样拥有较强的新闻报道实力，而且在大众中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这类媒体，政府应该使用有效的策略，控制信息供给，加强信息监管，有效利用其影响。因为这类媒体如果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报道，甚至是捏造负面报道，那对于政府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对于事件的处理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政府应该将这类媒体当作第一种媒体的补充。即允许此类媒体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但是不允许此类媒体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擅自进行判断。同时，政府可以授意此类媒体针对主流媒体的某些重点消息进行深度挖掘。这样一来，此类媒体的报道就可以作为主流媒体报道的佐证，有利于危机的控制。
三是非主流小型媒体甚至是个人。在公共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这类媒体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由于这类媒体规模有限，同时又不受到政府约束，所以这类媒体普遍是本着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撰写报道，在报道公共危机时可能出现偏差，这样对这类媒体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引导，使其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助于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2.从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讲。在公共危机面前，公众之间所面临的其实是一种非合作状态下的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保的动机，公众之间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同盟，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秩序的混沌失序。尤其是在没有关于事件的权威报道时，公众会普遍陷入“囚徒的困境”。其结果不仅是政府权威的丧失，更是社会运行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尤其小心出现公共政策执行失范，即由于公众对公共政策失去信心，而导致政策运行成本激增的情况，这对于政府解决公共危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应该是：首先，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公众基本生活条件。在公共危机的初期，伴随着民众的担心，可能会出现哄抢风潮。而如果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公众的恐惧心理就会被强化，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公共危机下，政府一定要保障公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注意安定民心。其次，在保证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对相关危险区域和行业进行调整，保证公众利益少受损失。政府应该视事态严重程度，及时对发生危险的区域进行隔离。应急预案中应该包括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疏散哪些人群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公众放心，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再次，政府应加强与公众沟通协调，促使相应民众自救组织的出现并对其加以有效利用。政府要相信在危机面前，公众是具有理性的，同时，要意识到公众的配合对于危机解决的重要性。所以，促使公众自发成立应对危机的民间组织，并引导这些组织监督政府的行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恢复民众的信心。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注意内容的选择。与其让公众接受各种渠道传来的关于损失的消极信息，还不如主动披露危机应对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而是关心结果。一旦开始产生结果，政府就必须测量、提供文件并公布数据。”③通过对危机结果的实时跟踪报道，公众可以充分地获得资讯，也就消除了流言传播可能带来的后果。再次，政府不仅要充当信息的者，更要扮演信息的接收者。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并不甘于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政府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对待公众，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聆听公众的呼声，就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政府与被管理者之间信任裂痕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上的政府沟通是单向的。”④在发生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况下，通过双向沟通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无疑是政府明智的选择。最后，政府在通过各种传媒手段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时，要区分建设性公众和发泄性公众，对不同公众采取不同政策。在面临危机时，公众会有不同的表现，部分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而部分则纯粹是借机发泄，而在恐慌心理的影响下，后者的意见往往容易为公众接受，并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政府部门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诚实、虚心应对公众的建设性意见，同时注意鉴别信息，做到不受破坏性意见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管理机制
论文摘要：建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强化危机意识；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官员问责制度，修正考核体系；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对于危机的界定是:“ 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在社会中，一系列终止和平进程和瓦解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正在迅速展开，使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迫使相关的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采取控制或调节行为，以维持系统的生存，如果举措不当，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笔者以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强化危机意识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 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检疫法》《突法性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体系尚不完整。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囊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三、加强官员问责制度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 在“ 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 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人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当人们获取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出现各种流言。这时，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公开危机真相及相关信息，以官方的权威来稳定民心。只有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才能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 不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而且，及时公布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垄断和封锁信息则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不信任，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且会影响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运行效能。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危机管理的信息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政府防治危机而且便于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缩短危机周期。在公开危机信息时，要通过召开新闻会、面向群众开通信息网站以及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等多种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确保公众及时、充分地掌握所需的有关危机的信息。
五、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构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科学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常设管理机构，以搜集分散的各类信息，同时负责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预警机制强化政府责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制定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定点对可能的危机范围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小在最小范围。在公共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机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考验，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