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研究论文

序论：在您撰写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1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浅谈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学的要求也越高，现代教育不仅需要高学问的人才，同时还要求具备高素质，高的品质。在教育深化改革的影响下，不断提高素质教育，我们对职业高中教师教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研究。现代教育理论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了多样化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作为一个知识，科学，技术的传播者，还是学生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社交人际关系的艺术家，同样也是为学生集体的领导者，是学生们知心的朋友，培养一代代国家的栋梁之才。

关键词：职业高中；高中；数学教师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学的要求也越高，现代教育不仅需要高学问的人才，同时还要求具备高素质，高的品质。在教育深化改革的影响下，不断提高素质教育，我们对职业高中教师教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研究。

1 新课标下对教师角色的要求

1.1 教师应该具备新的教育理念

在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下，要求教师也应该用新的教育理念来教学，尊重学生，指导学生。传统的教学方式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发展，只是要求学生要具备高学历，掌握知识，能过应对考试的应试教育。现代教育要求教师要求教师不仅能够“传道受业”，还能“解惑”，了解学生内心对学习的想法和态度，引导学生从心里能接受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建立平等互信的师生关系。

1.2 教学过程，教师应具备创新精神

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也更多样化，而创新精神的养成要求老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对学生进行引导，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让学生养成对问题的探究和钻研的精神。据调查显示，目前很多职中学生在数学学习方面有所欠缺，成绩不是很理想。而这个问题的起因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学生在初中学习数学的时候，老师只是单纯的教授他们数学知识，而不注重培养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不到快乐，从而让他们对学习产生了厌倦的心理，放弃了对数学的学习。

从上面可以看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让他们能够主动的学习是教学中更加重要的任务。怎样让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老师可以在教授知识的时候对他们进行引导。比如，教授数学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个只是是怎样被发现，被创造，中间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个知识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那些方面，让学生体会在创造过程中的尝试，失败，在失败，成功，体会到成功的成就感和喜悦，通过他们自已对数学的切身探究更加深刻的了解知识的内涵美。[1]

1.3 新课程的多样化要求数学教师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职业高中的教学，具有多样化的特性，这就要求教师也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要求数学教师不仅能够教授数学的基础公共知识，同时对整个高中的笛体系也有全面的掌握，能过让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来选择不同的课程，让教授的课程致力于学生的兴趣和志向，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同时满足他们今后职业发展的需求。

2 职业高中数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2.1 高中数学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

职业高中数学教师首要的是要清楚明白教育、课程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极其重要的，老师要做的就是甩开老旧的教育理念，挣脱古板教学模式的束缚。教育的改革，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给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素质榜样。[2]另外，高中数学老师要意识到教师这一角色在教育改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确认识到在这场课程改革中教师的作用，可以用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课程改革创新中去。最后一点，目前教育都提倡素质教育，而数学素质教育的提出，更加要求数学教师在正常授课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动脑能力，也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新世纪的数学基本理念就是“人人学习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2.2 数学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

教育的改革必定促进着课程的改革，而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必然要随着课程改革而随之得到更新，以往教师的知识结构简单的由本性知识、条件知识、实践文化与文化知识所构成，课程的改革导致课程知识有的是教师掌握的，但有的却是没有掌握的，这就需要教师及时的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教师为了适应新的教学，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适时的通过自学或者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也可以通过实时的新闻报道、报刊等媒体手段来拓展自己的能力与知识域，充实自己的时间知识。当然，数学文化课的新增不仅需要数学教师了解自己专业的历史之外，同时也要深刻的理解数学这门课程的教育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许数学教师未来会面对更加复杂的学生，这也正意味着数学教师不断加强自己的心理素质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可以用全新的面貌和最新的教育理念进行自己的教学事业。

2.3 数学教师心理观念的更新

社会在不断进步，教师这一职业也就没有从前那般神化，从前的文学时代，教师是学生的知识来源，学生要通过老师的授课教学，获得知识，才可以自己看书阅读；如今是信息的时代，学生们可以借助更多的工具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知识，毕竟互联网的渠道是很多元化的，这样一来学生从媒体、网络上获得的知识与信息要比从教师那里来得快速与丰富，所以现在教师在学生那里的权威要大打折扣，教师要适应这样的心理落差。

教师并不是神圣不可高攀的，在授课的课程中，只有老师与学生有交流，教师的授课效果才会好，学生获得知识的质量才会高，老师与学生是相互的，老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才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上课的积极性，一般情况而言，老师与学生有着平等的人格，这也是教师心理观念需要接受的事情。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针对“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知识载体和传播环境的颠覆性，现代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研究如何将“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全面深入研究“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需求，探索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创新之路和创新性评价，为现代教育技术的革新和未来教育发展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现代教育技术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广泛使用，全球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而且产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数据来源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是特别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有科学研究（天文学、生物学、高能物理等）、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物联网、移动通信等。[1]IDC 公司的研究显示：2009年到2020 年，全球数字信息的总量将增长44 倍，达到大约35.2 ZB。[2] 对于如此迅猛增长的数据， 世界上各个国家以及各个领域的人们都逐渐意识到了其中所蕴涵的巨大价值。

在2015年5月23日《新闻联播》中提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的方式，深刻展示世界发展的前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大数据时代，研究如何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未来教育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二、“互联网+”技术研究

1.“互联网+”定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最终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互联网便拥有这种决定性的力量。互联网能够实现查资料和聊天，提供市场交易平台，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表现，还是一种生产力。

“互联网+”既是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演进形态，又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互联网+”是基于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通过对各个领域的大数据信息、科学知识资源优化配置和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革新，从而促进生产关系改变，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3]“互联网+”将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企业的运作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如果说工业时代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的社会分工，那么互联网信息时代则推动着人类的逐步融合，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交流、交往、追求、表达和交易的方式，调整着人们的注意力，“互联网+”是综合所有这些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组合。

2.互联网为什么要“+”

自美国雅虎成立开启人类互联网时代的20年以来，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拥有6.3亿互联网用户，早已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时代催生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奇虎360、搜狐、网易、金山等巨头，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不能革新生产力，互联网浪潮必然会遭到致命性的挫折。

“互联网+”中的“+”代表了多。互联网除了能上网，还能购物；除了能购物，还能看电影；除了看电影，还能打游戏；除了打游戏，还能炒股票；除了炒股票，还能找对象；除了找对象，还能……互联网+传统集市，有了淘宝；互联网+传统百货卖场，有了京东；互联网+传统银行，有了支付宝；互联网+传统红娘，有了世纪佳缘；互联网+传统交通，有了快的、滴滴；互联网+传统新闻，有了柴静《穹顶之下》病毒式的传播。“互联网+”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基础上深度融合了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的一种创新的发展生态。

3.互联网+教育

那么“互联网+传统教育”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2014年我国有1916.5万人没有接受大学高等教育，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传统教育”产生创新型的现代教育技术，进而深刻变革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建设成为可能。[4]真正让那些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不出户在家便可以学习并取得相应的文凭和技能证书，大大提高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和整体国民的素质，从而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三、大数据技术研究

1.大数据定义

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大数据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2.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是在数据库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又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的范围，“大数据”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大的“数据”和大的“数据库技术”。严格意义上讲，本质上大数据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大数据技术概念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大数据技术重在对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而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

创新是在现有技术体系上的拔高，而不是摈弃原有的技术体系。大数据的出现并不否定数据库技术的历史贡献。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并存的环境下，大数据和数据库技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大数据+教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知识载体和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具的更新与高效，便可以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传播和接收。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也随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教育的内涵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知识更新与传播的高效与便捷；外延是受众与教师在知识接受与传播环节的数字化工具及网络虚拟化课堂。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的创新与发展

摘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数据也在迅速的膨胀，所以大数据成为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广泛的应用到我国的教育领域中去，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通过对大数据的特点进行分析探究，并对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创新发展情况进行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大数据 教育技术研究 新范式 创新与发展

随着我国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渐出现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等多种网络形式，极大的拓展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近年来，互联网数据在不断快速的积累和增长，逐渐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出现被我国思想政治、市场经济、文化生活、教育等各个领域广泛的应用，对我国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广泛的应用大数据技术，并且将其渗透到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教育管理、教学方式、学习行为、教学评价等方面，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大数据技术的特点

（一）规模大。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规模也在显著的提升，逐渐呈现海量化的数据。我国个人计算硬盘一般为TB的容量级，而大部分企业的数据量已经达到了EB的容量级。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分析，2016年全球企业计算机硬盘上的储存数据已经大大的超过了8EB的容量级。预计到2018年全球互联网移动终端所产生的数据量将会达到7300PB。目前，大数据规模还在不断的积累和增加，并且个体数据的规模会从TB的容量级到PB容量级不等。另外，现实生活中各种方面的来源都能产生数据，提高大数据的规模。

（二）内容形式多样。大数据的来源渠道和内容形式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例如，网络空间日志、各种社交软件、网络搜索引擎、手机的通话记录等等都是大数据的来源渠道。同时，以上这些来源渠道的内容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声音、HTML、文件、报表等都是大数据的呈现形式。这些数据有科学性较强的新闻数据，同时还有个人情感色彩较强的数据，没有明确的大数据结构和范畴。

二、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创新发展情况

（一）大数据技术革新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的不在产生大数据，例如，学生在用计算机进行学习过程中，所做的作业、笔记、实验以及发表的微博等都能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甚至是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结果都能成为大数据，同时还有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的内容也涉及到了大数据。此外，大数据使得教育思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可以运用大数据对教育数据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大数据中与学生教学情况相符合的数据内容，从而对教学计划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和执行，提出满足教学需求的教学策略，进而有效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

（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个性化教育。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学校实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推动我国教学方式从群体教育朝着个性化教育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方便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细微的观察，例如，学生翻书的时间、听课的状态、对每道题的停留时间、课堂上的发言情况等等，都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同时，这些数据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过程性，例如，课堂上的学习过程、做题过程、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等等，是对学生每个具体行为和现象的清晰记录。老师可以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水平以及表现能力等，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在学生不知情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些数据更加真实的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为老师提供了最为个性化的学生信息。最后，老师通过对每一为学生的具体分析，从而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习惯，制定出个性化的教学策略，对每一位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而有效的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

（三）大数据技术加强了学校的管理。大数据技术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学校管理朝着科学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学校的管理工作离不开信息数据，学校是教育人才、教授知识的重要场所，拥有着非常多的专业学科，其中每天的教学活动和管理活动中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资源。同时，学校在进行管理工作过程中，各种的决策活动、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评价活动、老师和学生的管理活动等等，都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不断的产生新的数据，所以大数据的掌握和产生对学校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可以充分的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校网络信息进行安全管理，例如，大数据可以帮助学校对日常的网络运行数据进行分析，为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及时发现学校网络信息运行存在的问题，生成应对策略报告，为计算机升级或者是进行杀毒等措施，提高学校网络信息的安全性。

三、结语

总之，大数据技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且被广泛的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去，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要高度重视大数据教育技术的应用，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加强学校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不断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教育技术研究: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视角

摘 要：文章提出把教育技术作为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来定位，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予论证，同时对教育技术问题进行尝试性分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

关键词：教育技术定位；教育技术目的；教育技术问题分类；教育技术活动原理

一、引言

教育技术学及其学科的定位问题是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石，而其他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石上的大厦，如果地基不牢，大厦随时有坍塌的危险。[1]自从电化教育在国内开展以来，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理论体系去指导教育技术实践的开展，不明确自身在信息化教育实践中的定位。[2]定位是否准确，关系到学术的方位、工作的效应乃至系统的正常运转，如果定位错误，就不能司其本职，造成整体的紊乱，[3]甚至陷入一种“被寄予对教育进行革命的巨大期望―在学校中大规模实施尖端技术―数十年后被证明期望落空”的怪圈之中。[4] 因此教育技术的定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对已有的定位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刘美凤指出教育技术定位于技术（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信息技术，还包括观念形态的技术，如各类教学策略、设计模式、开发流程等）。 [5]张祖忻进一步指出，教育技术不同于教育领域其他研究与实践的独特之处是其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把教育技术作为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来定位。[6]梅家驹同样认为“教育技术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而它的定位却在于技术，它涉及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研究和实践‘如何做’的问题，并不是一种纯科学的概念”。[7] 但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李龙指出教育技术不应该仅仅定位于“技术”，还因为它逻辑起点的双重性，既是教育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又是技术学学科的分支学科。[8]本文论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方法论，提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尝试着对教育技术问题进行分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对笔者的观点给予论证。

二、问题的科学哲学观点

当代许多有见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推动研究、指导研究，问题的深入就是研究的深入。[9] 爱因斯坦在与英菲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将“问题”看作是科学发展的契机，把物理学进化的历史看作是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历史。希尔伯特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也同样把“问题”看作科学和数学发展的灵魂。杜威在他的《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将生活看作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十分强调研究要从考察问题境况入手，人的思维、实践活动是从疑难情境（困难、问题、疑惑）开始的。陶行知曾说，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找到独立思路的可能，有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造，但没有问题一定没有创造。[10]武法提认为，教育技术应坚持学科的应用属性，其使命是从教育技术的视角、用教育技术的方法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技术应该放在解决教育问题的大背景下去思考。[11]同样有学者认为学术发展史就是问题发展史，并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教育学是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同样可以引申为“教育技术是以教育教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三、 问题及教育技术问题的分类

1. 问题的一般分类

问题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有多种，笔者列出了一些主要分类：

（1）按心理学可以将问题分为良构问题和非良构问题。良构问题是非真实情境的、解法同一且具有唯一解的问题，非良构问题是基于真实情境的，有多种解决方法且没有唯一解的问题。但在实际过程中，人们遇到的问题是良构和非良构问题的综合元问题（mete-problem）。[12]

（2）按系统科学方法可以将问题分为硬系统问题（以霍尔系统工程方法为代表）和软系统问题（以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为代表）。[13]

（3）按学科内容可以将问题分为物理问题、化学问题、生物问题、数学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等。

（4）问题主要由4个要素组成：目标、个体的现状、从现状到目标的障碍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按障碍要素分类，可以分为3类： “内插障碍”的问题、“合成障碍”的问题和“辩证障碍”的问题。[14]

“内插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与问题的期望状态Sw是已知的，问题解决只需要对已知操作进行正确组合和排序。 “合成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与问题的期望状态Sw是已知的，但是有效操作的具体组合是未知的，并且有几个操作本身也是未知的，因此问题解决是找到有效操作并将它们通过正确的方式组合起来。 “辩证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是已知的，但问题的期望状态Sw只有一个整体性的标准，而且其标准和程度是模糊不清的，因此问题解决需要考虑主观层面上最令人满意的方法。

障碍的类型决定于问题解决者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不同。一个问题一般不会只有一种类型的障碍，教育技术问题一般是多种障碍混合的复杂问题。

（5）按问题解决的方法分类，可以把问题分为简单问题（用简单方法可以完美解决）和复杂性问题（用复杂性的方法论可以改善）。

2.教育技术问题的分类

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技术研究的对象。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教育技术问题：网络课程开发问题、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问题、绩效技术问题、网络教学问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问题、教学设计问题、学校教室中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问题、利用教育技术提升学生学习水平问题、多元教学评价问题、教学评价自动化问题、远程教育问题、移动学习问题等等。

根据何克抗的观点，也可以将教育技术问题分为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益、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问题。[15]效果即改进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学水平，如乔纳森的技术支持下的问题解决、技术支持下的思维建模、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基于设计的学习、基于案例的推理、技术支持下的知识建构、虚拟创客空间与创造性学习；效益体现在用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取较大的产出，即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如网络学院和开放大学利用信息技术突破时空扩大招生规模；效率则体现在按质按量地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只需较少的时间，如利用网络查阅教学资料，可省时便捷；网络环境中的协作问题解决可跨越时空，节省了大量时间。

按学科内容，依据AECT94定义，笔者把教育技术问题分为教育技术的基本问题和混合问题两个大类。基本问题又分为两个小类，即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网络课程开发、移动学习、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和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情境教学的设计、网络环境中的自主学习设计等）。而混合的教育技术问题（如绩效技术、网络教学设计与开发、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问题、远程教育环境建设等）一般是上述两类基本问题交织、混合而成。

教学技术问题的解决进而可推动教育的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学水平和效率，使终生学习的理念变为现实。

3.问题导向的教育技术

张掌然在《问题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将问题的功能分为以下四种[16]：

（1）导向功能：问题的导向功能是指问题大致规定了认识的方向，规划了探索的大致范围，指出了思维的基本视角。

（2）组织功能：认识活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经验事实、理论观点、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与方法等诸多因素以问题解决为核心被组织起来。

（3）激发功能：问题具有挑战性、刺激性，能激发我们探索的积极性。

（4）评价功能：问题能够作为评价认识、思维和理论以及人的行为和境界的尺度和标准，以至于波普尔和劳丹都把问题看作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

在教育技术领域中，教育技术问题具有导向功能，即教育技术问题管控着教育技术活动，教育技术活动应该围绕教育技术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教育技术活动是否有效应该进行评价方可知晓。而教育技术的评价应该依据教育技术问题解决设定的目标。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四、从学者的观点看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手段

从问题的科学哲学方法论视角，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这种看法，与以下学者观点一致：

埃林顿认为，作为教育技术就是解决问题的系统、 科学的方法；海涅克也提出教学技术最基本的前提是策略，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里的教学技术也可以理解为教育技术；罗米斯佐斯基在关于教育技术及其学科的认识上强调教育技术是科学的方法，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指出了教育技术定位在“ 技术”、“ 策略”、“ 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杰恩瑞也提出教育技术的实质是理性地运用人类对教与学的研究成果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17]同样，焦建利教授也认为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起点。[18]张祖忻教授提出，国外教育技术文献上常认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是“问题解决者（problem solver）”。[19]任友群也认为，“所谓教育技术，是指为解决教育问题而采用的教学的、学习的、开发的和管理的技术的集合。”[20]杨开城在《教育技术学――“开发取向”的教育理论探究》一文中提到，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开发取向” ，使教育技术学必然成为一门通过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验达到对教育教学系统运行规律的自为性理解的学科，这里的“开发取向”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形态的技术。甚至，杨开诚也明确提出，“教育技术自始至终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而存在的， 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方法和技巧”。[21]这些说法都证明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的观点。

不仅如此，刘美凤还认为，多媒体课件开发也是解决相应教学实际问题的手段。[22]高文认为教学设计是一种教学“问题―解决”的工具。[23]除此之外，张祖忻也提出，教育技术领域使用最广泛的九四定义强调的五个范畴：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其实就是一种系统技术。[24]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从侧面论证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

另外，从宏观层面看，现今发展迅猛的网络教育也可以借助技术整合优秀的师资力量，平衡教育资源，为解决教育问题提供契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波认为，通过网络实现的廉价和便捷的教育资源可以为教育公平问题带来实际上的改善。网络教育的发展也为学习的个性化、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这些观点都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五、从中外的一些典型案例看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

斯坦福大学创新学习中心主要负责人之一、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项目主管罗伊・庇（Roy.D.Pea）从1981年开始研究信息技术如何支持与提高学与教（教学过程优化问题），目前的项目WILD从1996年开始促进学生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重点难点；

温特贝尔特大学的认知与技术小组（CTGV）从1984年开始研发有技术成分的教材（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该中心开发的贾斯珀系列有利于创造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学习环境；[26]

美国学习技术中心（CTL）所做的EETI项目致力于提高技术在促进教与学上的有效性（教学过程优化问题）；CLNet项目致力于帮助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中进行高质量的基于一定标准的学习（教学过程优化问题）；[27]

《E-learning：在数字时代传递知识的策略》（罗森伯格著）是E-learning领域里第一本描述如何发展一种全面的组织型学习策略的书（教学过程优化问题）；[28]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戴维.H.乔纳森著）一书中，笔者提出用活动理论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学习（混合问题）；[29]

《教学设计原理》（R.M.加涅，W.W.韦杰等著）阐述了如何根据不同的学习结果类型创设学习的外部条件，从而引发学习者学习的内部条件以促进学习（教学过程优化问题）；[30]

《教学系统化设计》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Dick&Carey教学设计模型（教学过程优化问题），这些成果都致力于解决特定的教育教学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31]

MOOC提高教学效益和教学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推进终生教育的实施；翻转课堂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促进了学生的知识建构。

任友群根据一些国内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发表在相关教育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教育技术界研究的热点[32]：

（1）学习技术系统（基于语义网络Semantic Web、虚拟现实技术等）的创建，研究如何用技术激发学习动机的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支持自主学习，支持探究学习、协作学习、反思学习、体验学习（如怎样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促进学习，知识管理技术在促进学习中的作用）。

（2）研究网络教学的问题，如网络教学资源的共建与分享（开放式教学资源网络管理平台的研究与实现），基于网络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创设（WIKI在教学中的应用），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网络课程设计（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网络课程设计以及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

（3）研究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

（4）研究情境学习的教学设计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目标导向情境学习的教学设计应用研究）。

（5）学校教室中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问题（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交互白板、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数字化语言实验室）。

（6）教学互动分析技术问题（混合问题，如借助课教光盘直录系统）。

（7）利用教育技术培养学生有关思维能力的问题（混合问题，如应用培养创造性思维元素的教学策略与方法等技术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学设计的过程模式》）。

（8）多元教学评价与教学评价自动化问题（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计算机辅助评价中的技能性非客观题的自动测评和主观题的自动化测评问题）。

（9）教师教育研究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研究教学中的提问）。

（10）计算机的网络技术新进展在促进学习中的应用问题（混合问题，如网络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在网络课程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11）视频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交互式流媒体课件的开发、任务驱动与流媒体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点都放在解决教育技术领域内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因此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是一种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

六、小结

本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尝试性地将教育技术问题分为基本问题（包括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和教学过程优化问题）与混合问题两大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同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对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给予了论证。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新时期背景下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伴随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教育部门对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要求班主任应当转变以往的班级管理理念，并且建立全面、系统的班级管理策略，以使班级管理朝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长期以来，在制定班级管理策略方面，班主任也在不断完善改进的对策，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阻碍班级管理的顺利开展。本文主要阐述了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班主任如何构建班级管理策略，进而使班级管理达到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关键词】新时期 班主任 班级管理 策略 构建

最近几年，随着新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班级管理问题一直是教育部门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班级管理策略制定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一系列的缺陷。因此，现阶段，教师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班级管理策略，以使班级管理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1班主任班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缺少对学生价值观念的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快速发展，主要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在开展学生教育的过程中，班主任发挥重要的角色。然而，现阶段，班主任进行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只注重学生的学科成绩，却忽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导致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偏差[1]。

1.2管理理念和方式落后

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强调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虽然大部分班主任能够认识到素质教育理念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应试教育理念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班主任衡量学生的主要标准依然是考试成绩，这与素质教育理念是不一致的。

1.3忽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现阶段，由于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大部分学生都存在心理疾病，例如，自卑、不自信、消极等等。然而，班主任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并不能够随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使学生无法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对学习失去信心。因此，基于此种状况，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走出自卑困境，使学生能够积极的面对学习和生活。

2构建班主任班级管理策略的对策

2.1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现阶段，为了提高班级管理的效率，班主任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自身的管理角色，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班级管理之中，进而加快班级管理的进程。即采取学生自主管理班级的模式，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实践学习活动之中，转变学生以往的观念，使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班级管理与自身存在密切的联系，班主任应使学生自主进行班级管理[2]。

例如，在设定班级发展目标、制定班级规章制度、协调学生的人际关系等等，学生可以自主进行管理，对于学生做出的管理模式，如果存在问题，班主任应引导学生改进，以确保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2.2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素质教育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学生的能力。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应转变以往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依据学生存在的实际特点，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班级管理策略，即因材施教原则，进而使学生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2.3班主任应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

现阶段，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班主任自身角色的特殊性，使其对学生具有示范作用，因此，班主任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学生的行为。这就要求班主任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且应当有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而为学生传递生活、学习的正能量。

2.4班主任应经常与家长交流、沟通

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家长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应经常与家长进行交流与沟通，使家长能够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认识到教育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转变家长传统的教育观念。此外，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在学习方面，要求不要过于严格要求，这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但是家长必须让孩子树立积极进取的正确思想。在生活方面，家长应经常关心孩子的心理发展变化，但是不要过分的溺爱孩子，这不利于孩子身心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3]。

2.5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现阶段，大部分学生都处在心理叛逆阶段，不能够正确认识到学习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随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部分学生对网络游戏非常痴迷，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走出网络游戏，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部分学生能够按照班主任的要求，班主任应给予鼓励和支持，以使学生获取成就感。

3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班主任班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完善的对策，我们可以看出，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班主任发挥重要角色，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班主任的管理方式仍旧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要求班主任应转变传统的班级管理观念，注重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经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并且与家长共同努力、合作，提高班级管理效率。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计算机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对职业技术人才与劳动者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计算机应用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教学及教师队伍建设必须与教学目标、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计算机教育教学的质量，才能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对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特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职业技术院校 计算机教学 问题 对策 特点

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与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但现阶段，大多数职业技术院校在计算机教育教学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教学模式与结构无法适应社会市场的需求，为此，教师在计算机教学中必须提升计算机教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在加大计算机教学力度的同时，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学生就业提供技术支持。

1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特点

作为我国计算机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计算机基础教育在培养学生计算机知识及能力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影响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计算机基础教学在职业技术院校教育教学中占据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为有效提升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教师应在分析计算机基础教学特点的基础上，选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率。

1.1覆盖面广

在内容上计算机基础课完全覆盖了计算机科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知识及基本理论，包括：操作系统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系统安全、多媒体基本知识与原理等，同时还还涵盖了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办公软件等操作方面的实用技能。由此可见，必须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计算机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以满足社会需求。

1.2实践操作量大

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是计算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必须紧密连接、有机结合，实现学生由理论知识向动手能力转化。大量实验实践活动是这一过程实现及转化的重要依据，通过不断应用与操作练习，可以对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进行有效提升。

2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材内容滞后

作为高新技术，计算机专业实用性较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教材作为计算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教学中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教材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迅速更换，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教材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无法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此，教师在教材选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计算机技术发展应用的现状，将新知识点融入到教学内，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

2.2基础设施落后

计算机作为计算机教学的重要载体，只有及时更新其程序、软硬件，才能保证学生操作技能水平的提升。作为一个以应用为主的专业，计算机教学必须完善其基础设施，如不断更新其校园网络等。但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诸多问题，如学校资金不足，导致无法更新计算机基础设备，这种情况下，无法确保基础设备符合新的系统软件与使用的图形操作界面。同时，如果安装、调试及维护计算机的能力不足时，将对计算机教学造成极大的影响。

2.3教学方式老旧

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都选用配图、动画等方式来达到良好的效果，但这种方式只是传统教学模式的延伸，并没有将计算机教学的特色及教学理念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现阶段计算机教学中仅对教师的“教”加以强调，严重忽视了学生的“学”，在教学设计中，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少涉及。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少参与教学活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其学习积极性与能动性就很难发挥出来，严重制约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2.4师资力量及水平受限

在各行各业发展中计算机技术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目前计算机专业已经成为各大院校的热门专业，在职业技术院校教育教学中计算机课程地位也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计算机专业招生规模也得到扩大。这种情况下，学校师资力量已经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情况的出现致使办学特色无法体现，更无法保证学生知识水平的提升。

3应对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教育教学对策的分析

在职业技术院校教学活动中计算机教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在学生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其计算机教学目标为大众教育与素质教育。对学生积极探索、独立思考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可靠地保障。在计算机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已经成为摆在计算机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为此，必须对计算机教学加以重视，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实现学生实训技能的提高。

（1）作为职工技术院校教学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计算机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是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计算机课程改革可以对学校教学水平进行直接反映，并对培养人才起到关键性作用。为进一步推进计算机课程改革力度，必须完善课程管理方式，明确课程指导思想，并进行相应激励机制的建设。在计算机课程改革中必须遵循技术特点及学生所学专业，教师调整教学内容，以此提升教学质量。

在教学质量提升的同时，应选用合理的教学方式，在计算机教学中教师可以进行小班化教学与项目教学法。首先，小班化教学。将班级人数在25到30人之间进行控制，计算机课程应确保每个学生人手一台电脑，以此提升计算机操作水平。

其次，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应用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中，应用到项目教学法的内容主要包括：OFFICE办公软件、网页设计、网站建设等课程。通过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才能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问题分析能力。

（2）进行计算机课外兴趣额培训活动的开展，进而对学生健康上网加以指导。遵循学生专业学习特点，进行计算机课外兴趣小组的组建，这对学生计算机兴趣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根据活动类别，常用的兴趣培训如表1所示。

（3）加强实训教学管理。实训是计算机专业教学的主要环节，为提升实训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实训教学管理水平。为此，在计算机实训教学中学校必须对其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才能确保实训设备满足教学内容的要求。在实训设备投入中，学校不能只对计算机数量、机房大小加以重视，更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功能齐全的组装维修实训教室及网络实训教室。同时进行多媒体教学及监控管理软件的合理配置。只有确保设备完善，才能为计算机教学提供可靠的保障。作为计算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利用合理的教学的方式，可以为学生进行良好教学氛围的创建。在计算机教学中让学生增加动手能力，对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的提升十分有利。利用计算机课程能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积极性进行充分调动，并能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计算机教学活动中，并对其实际操作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培养，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4）加强师资培训。计算机专业的改革应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一支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结构合理，具有“双师型”素质的师资队伍。避免计算机教师在教室中进行单纯理论化的讲解，引导教师利用各种渠道，了解IT最新动态，告诉学生和引导学生，指导教师多花点时间做更有实际意义的备课活动和自我学习。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技师、高级技师等职业资格考试和思科、微软、CEAC等IT行业考证，并在政策上对获取证书的教师给予支持。

4结语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教师在计算机教学中普遍将学生当作知识的承载体，为了将更多的知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向学生传递，往往无限制地增大知识容量，要求学生长时间进行枯燥的技能训练及理论知识记忆。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为此，职业技能院校计算机教学中必须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提供可靠地保障。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关于教育技术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摘 要] 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炒概念的多，深入研究概念的少；有学科情结的多，追问研究本意的少；关注媒体技术的多，关注人本身价值的少；注重“形而下”的多，注重“形而上”的少；讴歌与评论的多，批评与解决问题的少；学术成果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少。为此，应对概念作深入挖掘，追问研究本意，增强关注使用媒体技术的人，大力关注理论研究，加强对研究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促进学术研究应用转化。

[关键词] 教育技术； 学科发展； 问题

一、引 言

基本问题是学科研究的总出发点，是揭示学科本质的核心问题。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形成该学科整个理论架构的柱石。[1]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不存在问题，换言之，没有问题的学科肯定不是一门好的学科，正因为有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这门学科有了向前发展的动力。确切地说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并且尚属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必然要得益于其他学科已经取得的进步，并从其他的学科中得到启迪，这种利用现成经验的办法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已经显露出一些问题，理性地看待和研究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未来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指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拓宽，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宽，对这些问题的转换，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方向的转向。然而，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游击习气严重，对问题的“浅尝辄止”[2]都严重影响了教育技术学的学术品质。

二、炒概念的多，深入研究概念的少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在涂尔干看来，概念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指示器，根据概念我们可以清楚不同的研究问题以同样的名称结合在一起，因为概念始终与一些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通过概念可以知道到何处去寻找这群现象。

概念，既是思想的工具，又是思想的材料，还是思想的结果。说它是思想的工具，是因为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概念。不单是抽象的思维离不开概念，就是具体的、形象的思维抑或是直觉的思维，离开了概念恐怕也会成为一种漫无边际的意识之流，根本辨不清主题、分不清方向。说它是思想的材料，是因为概念是命题的意义单元，命题是理论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种研究领域中，概念本身经常成为理解、思考和拷问的对象，是理论研究、实验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不同研究范式都要着力定义、分析和讨论的对象。[3]

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大学科群中最具有“时代感”的专业，存在着很多“时髦”的概念，但是真正去专心做概念的人却很少。没有多少人曾经做过或者现在正在做着有关教育技术中基本概念的研究。大部分人都认为概念这种简单的问题只需在写文章或者做项目时简单地论证一下，而无需专门进行拷问与研究，这种想法是极为错误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导致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存在着很严重的概念的混乱和界定不清楚的问题，对教育技术学的“正身”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概念混乱和不成熟是教育技术学学科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自身的概念和独立思想匮乏的情况下却又不断地引入“新概念”、“洋词汇”，使这种“离根离土”的“舶来品”的学科“胎记”更为明显。我们一直呼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体系，可我们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美国教育技术对我们的束缚，似乎我们一直在走美国人走过的路。其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美国，这从我国学者研究AECT关于教育技术定义的狂热追求可以略知一二。可想而知，我们用着美国人的概念怎么能建造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所以研究教育技术必须应该始于教育技术基本概念的研究。正如李芒教授所言，在教育技术学科里很多研究者都把“全新的”说法挂在嘴边，这个全新的说法追究起来就是在炒概念。例如“耗散结构理论”、“移动学习”、“云计算”、“电子教材”、“电子书包”等这样比较“火”的概念，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概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当一些新的概念被提及时，会有很大一部分研究者的追赶，结果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文章里面阐述着很“奇怪”的内容。归根结底是这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算“抢先一步”而已，也许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地了解这些概念。这显然是把学术研究当作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我们应该靠思想而活，而不是把思想当做“工具”。

这种炒概念与大部分认为的教育技术这种新生事物是一个“变”的学科有很大关系。但任何事物不仅仅具有“变”还有“常”，而我们为了追赶“时髦”往往忽视了教育技术学科中的“常”。这个“常”就是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要一直关注教育技术领域里面的一些核心“概念”，研究它、论证它、辨析它，即“做”概念。我们不能轻视概念，一个学科的概念体系的形成关系到这个学科是否真的走向成熟，教育技术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体系是铸造未来教育技术学科的基石。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学科中的概念都“含混不清”，这个学科的研究者之间能达到真正有效的对话与交流吗？没有基本的概念作为基础我们能进行信度高、效度高的研究吗？而如今我们真的需要认认真真地去“做”概念，而不是去“炒”概念。科学的概念是从事科学思维的工具，如果我们的工具尚存在问题或者争议，那我们的研究成果就真的成了一家之言，没有了大众性与普及性，而教育技术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研究成果没有大众性和普及性，那也就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因为教育技术研究者要服务的不是教育技术研究者自己，而是广大的教师与学生。

欲使教育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坚实的根基，我们教育技术学人应该从“做”概念开始，深深地体悟与研究教育技术领域里面的基本概念。教育技术基本概念是理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口，更是构造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基石”。在扎扎实实地“做”教育技术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多提一些新概念，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翻译过来作为我们的新概念。引进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所创新，否则教育技术学科就失去了应有的生命活力。我们自己提一些有价值、有意义、有创新性的概念并详细地去论证它，是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的前提，只有当一个学科的原始性的概念具有中国特色时，才能真正在这个“大树根”下生长出茂盛的教育技术学“参天大树”。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必须好好修炼“做”概念这项基本功，这也许是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尚且缺少的“内力”。

三、有学科情结的多，追问研究本意的少

对于“学科”的解释，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学术领域的分类、知识系统的分支，通常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二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功能的组合单位，是对高校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以及学生研习知识、技能范围的相对界定。[4]就后一种含义而言，1993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将教育技术学确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并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硕士、博士等的招生与培养体系，并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两所部属师范院校建立了教育技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似乎关于学科争论的问题早已解决，并无异议了，但是为什么至今教育技术学人还仍然对这个问题久久不能释怀。究其原因是纠结在“学科”的第一种含义上，即：教育技术学是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科？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尊重？其实人们所真正追求的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合法性与科学性。

很早以前我们困惑的是教育技术学是学科还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在提及“学科”与“领域”的关系时认为，“学科还是领域”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将“学科”与“领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其实，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为“学科”就是科学研究的某一领域，就是知识系统的某一领域；科学研究一定是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中进行，研究深入到了一定程度，拓宽到一定的广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形成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时，就会被人们称为“学科”了。[5]而往往我们教育技术学界不愿意把教育技术称作是一个领域的原因是，总觉得领域的层次比学科的层次要低很多，无形中说话就没了底气，不像把教育技术称作学科那样“振振有词”。对“学科”与“领域”的争论尚且如此，近几年来又有关于教育技术学到底能不能升格为“一级学科”这样新的学科情结产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学科导向”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无外乎是在追求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好比从“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

其实回答“学科情结”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原点”。著名教育学专家裴娣娜教授曾这样阐述“原点”：“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核心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教育技术研究的原点是什么，是教育技术自身研究的需要？是源于研究者的兴趣？是为了获得社会中的某种资质？是想要发表研究成果？等等。今天我们在探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情结时，我们最好回到问题的出发点，追问一下研究的本意是什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一般的研究兴趣还是真正的“学术关怀”？抑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资质与地位？追问研究本意和真正目的有助于我们厘清思路、凝聚焦点。我们教育技术专家是用教育技术来谋生还是真正想解决学与教的基本问题，当然即使是通过解决学与教的基本问题来获得谋生的手段这种可以说得过去的行为，也是少得可怜。

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生理学和动物学家Jacques Loeb在世时，有人曾经问过他究竟是生理学家还是动物学家，然而Jacques Loeb的回答却出乎提问者的意料：即“我是问题的研究者”。[6]诚然，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的确确不能再有过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情结”，更应该关注研究问题的本身，思考用教育技术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教育技术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关键、核心。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研究的是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但我们却与教师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可笑的是我们是教学设计的研究者，但大部分人都很少对自己的教授课程进行设计，即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最后也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试问，我们自己不会教学，又有什么权利去对别人指手画脚。这与中小学教师为什么不信任那些声称“知道”教学的人有很大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或者否认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导向”研究，因为学科的建构与成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特性的教育技术的大量成功的实验成果之上的，而不是靠我们呼吁与“高歌”就能会被人们所认可的，故我们应该追问教育技术的研究本意，纾解教育技术的“学科情结”。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学科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自证”，而是拿出可靠的证据去让别人信服。

四、关注媒体技术的多，关注人本身价值的少

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曾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序言中写到：“精密仪器在现代科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我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容易忘记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始终是人的头脑。”[7]我们是技术的操纵者而不是技术的奴隶，是人的思想在推动技术的发展，是人的思想在促使技术目的的达成，不能忽视技术背后人的存在，技术是把双刃剑，哪一刃起作用取决于人的思想。

教育技术学长期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以应用为主的学科，这个以应用为主的明显特征就是把“媒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关注的是“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即忽视工具背后人的存在。李芒教授曾说过，如果教育技术长期接受“工具理性”的统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工具理性”带给人们的是肤浅与盲从，我们只知道能干些什么而却茫然不知为什么能这样干？最后我们就成了“傻子”一样的机器。我们应该彰显教育技术的“目的理性”，但我们更应该清楚教育技术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技术的问题不可能只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8]教育技术更应该关注人的存在和价值，学习是人的活动而不能过分地依赖实体的技术。人的思想、经验、意志、道德等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计算机是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只研究这种工具能上网、能打字、能播放视频等，关注这种工具的本身，而不关注使用这种工具的人，那么很显然这并不能给教育带来任何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工具背后人的观念、意识和经验等是起主导作用的。

教育技术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应该关注信息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变化，归根结底技术改变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教育技术是能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以此优化教学的效果、效益与效率。从原则和理论上接受信息技术能变革教育这一命题是很容易的，但在教学中坚持不懈地运用它就不容易了。这就迫使教育技术研究者不能停留在“工具”上，而应该关注使用工具的人。很多教育技术学人认为是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变革了教育，当然这里面的“技术”大部分是被界定为媒体技术的。很显然，如果仔细地推敲一下，这种观点是极为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原因是技术只是实现教育理论转换成教育实践的桥梁或中介，而起到变革作用的是人的思想，没有人的存在，技术也仅仅是技术而已，都谈不上工具，没有人的思想，工具不可能将伟大的教育愿景变为现实的存在。正如杨开城教授所言，工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我们的注意力在工具上时，工具并不是工具。仅当我们关注工具所指向的目的时，工具才是真正的工具。例如拿拐杖这种工具来说，我们一开始拿着拐杖的时候会感觉拐杖的存在，一旦我们使用起拐杖来，我们就会自然地忘掉拐杖的存在，而关注拐杖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不在拐杖这种工具本身的时候，拐杖才能真正地成为工具，因为这时候拐杖有了目的，而这种目的是通过人的意识传递给拐杖这种工具的。工具本身并没有目的，目的是有意识的行为，只能存在于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忘乎所以地只去关注媒体技术，而更应该关注使用媒体技术的人，不能被技术所束缚，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好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使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教育技术不应该成为新技术和新媒体簇拥成的“教育技术大观园”，现如今技术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不可能存在没有技术的教育，或者说教育与技术之间有没有关系是假命题，而我们应该去探讨教育与技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技术促进教育的发展，这才是真命题。但技术在教育的“表演”需要人做“导演”，教育不能依赖技术，但教育也离不开技术，懂教育的人应该做到有形的技术和无形的技术有机结合，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技术作为“演员”在教育这个大舞台上进行“表演”，是完全按照“导演”（人）的意图与思想进行“演戏”，所以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才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忽略人的存在，让“演员”（技术）随意地表演。

五、注重“形而下”的多，注重“形而上”的少

《周易・系辞上》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指现象界、经验界的个别事物，它通常有一定的形状、质地，容易观测。而形而上是无形的、抽象的、不易言表的隐藏在事物表面背后的规律，是此事物之所以成为此事物的性质。[9]

教育技术领域里，大部分研究者都比较青睐于“形而下”的研究，即注重应用性的研究，这与大部分人认为教育技术是一门以应用为主的学科有很大关系，会干活儿就行，无需关心原理这种形而上的深层次的让人苦恼的哲学问题。人们热衷于追求工具的价值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研究，造成了现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大部分都是从教育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照搬照抄过来的局面。简单地把其他学科的理论引入到教育技术学领域是不行的，但我们更不能有禁止进入的心理，我们对其他成熟学科的基本理论感到惊奇与敬畏是可以的，但更应该清楚这毕竟不能代替我们的探索。

1971年日本明治图书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工学（教育技术）专家坂元昂先生的《教育工学の原理と方法》这一著作，书中所谈及的教育工学（教育技术）的定义至今依然是指引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原理”一般是指具有普遍规律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并且是可以作为其他规律之基础的规律。然而在国内我们却一直缺少有关《教育技术原理》这方面的著作，而《教育技术学》这样的著作倒是出版了不少，少说也至少有十几种版本，大家似乎都在试图探索教育技术原理，但这毕竟不能称其为教育技术原理方面的著作。所以至今我们也无法回答教育技术原理是什么。通俗来讲，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基本规律。我们总是高喊着向前走，但却不知道前方在哪里。这就是如今教育技术研究中最“脆弱”的一面，我们没有学术品质也没有学术信仰，更没有文化传承之精髓。所以我们必须从形而下的情形中领悟形而上的原理，从常无的境界中体认它的本源和本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追寻事物之“根”，否则我们只是会操作工具的没有灵魂的躯体。

梁漱溟先生说过，人必有知识见解而后能起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大的，必得在宇宙人生上有所透悟而后乃能起伟大作用于世。也就是说，起伟大作用于历史学者必是哲学家，不论他是否以哲学闻名与否。[10]同样在我们教育技术研究领域里，我们并不是搞哲学的，我们也无需成为哲学的专家，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更高的深度去解读事物本身，就一定要进行“形而上”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客观理性地看待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也只有这种体悟，我们才能找到教育技术学的精髓，提高教育技术的学术品质，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发展。

教育技术学学科天生的实践性必然决定了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教育技术的实践研究。而这恰好是构建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得天独厚的条件，产生于实践中的理论才最具有理论的价值，也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我们不能只清楚教育技术能做些什么，更应该知道教育技术为什么能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教育技术还能做些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把“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做”三者统一起来，即要做到教育技术研究的“知行合一”。在实践过程中毕竟会产生理论，并且探索理论时也定会想到理论要指导实践，所以我们应该将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继续指导实践，从而循环往复地修正理论，而不是把实践中的理论作为万能的“钥匙”试图去打开所有的实践之“锁”。

教育技术研究更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将理论与实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不是现今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闭门造车”，更不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式的“脱缰的野马”。“形而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必须重视“形而上”的研究，“形而上”与“形而下”好比教育技术的一对“翅膀”，少了哪一个，都飞不起来。

六、讴歌与评论的多，批评与解决问题的少

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至今必定存在着许多问题，教育技术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这也实属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有一部分人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讴歌教育技术之美，把教育技术当做“神话”一样，认为教育技术无所不能。还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学已经有了自己的严密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制度和学科标准角度去衡量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可能，[11]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客观的。教育技术学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就想让其跑起来，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更不能急于拿着“标签”往一级学科的条件上去贴，我们不需要“自证”，而是拿出更多的证据让别人相信。就好比装满水的茅台酒瓶毕竟不是茅台酒，而是水，如果里面装的真是茅台酒，那肯定会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是酒而不是水。所以大部分教育技术研究者很怕被问及证据在哪里，因为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证据，只是一些未来的想法罢了。

现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稳固教育技术学的二级学科的地位，让其与教育学合理地对话，与其他的兄弟学科平等地交流，得到学界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可。与此相反，有一部分人却装成评论家一样，对教育技术学的过去“品头论足”，往往夹杂着一种怨气或者无奈，例如很早以前在网上流行的一个《目睹教育技术学十年之十大怪状》的帖子，或者还有一些学者的冷思考，甚至一些本科学生的谩骂，这些只知道指出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中的不足，只看到教育技术的缺点，是极“左”的倾向，没有正确地站在事物发展的两面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好比是一个正在使用多媒体上课的教师突然遭遇停电，那么他现在做的不是埋怨为什么停电，而应是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停电给自己上课带来的麻烦。

每年我们教育技术学界都会举办很多论坛、讲座，都会邀请很多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每当遇到同行之间互评的时候我们都很难看到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没有“交错”，没有“火花”。互相之间没有批评，都是形式上的“官话”。教育技术学的相关期刊杂志社也是这样，根本没有“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没有同行之间的互相批评与纠正，很难形成教育技术学的优秀学术品质。我们对教育技术大家发表的观点和言论很少有人去讨论和研究，更别说是批评与争鸣了，这种绝对相信权威的做法对教育技术的发展是具有毁灭性的。如果一个学术领域大部分都是建设性的研究，缺少必要的争鸣和反思，缺少批评与监督，那么这个学术领域变成了整齐划一，过于单调死板僵硬，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原动力。

笔者曾提出过“教育技术批评”[12]这一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里面的全新概念，其目的就是通过批评来实现教育技术的认识自身、调整自身和发展自身，实现对教育技术研究的一种内在超越。这种批评并不是无端的指责，所以和上面所说的评论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达到教育技术批评者与教育技术批评对象之间的深度互动。

乐天派的“讴歌”与悲观派的“评论”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必须得去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技术学理论，认为只有教育技术学才是整个教育学中唯一能生产知识的学术领域，这种逃避与夸大式的研究是不可取的，这与一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抛弃他，而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是大同小异的，但即使你再“生”一个孩子（新的理论），也不能确保没有问题。立足当下，才能放眼未来。我们应该在了解教育技术发展现状时，对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和可能，并采取相应比较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一定要有行动，而不是关在“象牙塔”，不管外面的冬夏与春秋。批判别人和作为旁观者指手画脚都是很容易的，甚至进入思辨式的空想主义也并不困难，但符合一种科学规范求实的批评是需要点滴的积累，这是相当困难的。批评要有证据，并且证据要合理，而不是无端的否定与指责。

七、学术成果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少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类目多样化的学术共同体，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论文不胜枚举，软件产品也琳琅满目，但如果我们仔细地考究一下，这些论文与软件产品是有多少能对教育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有些学者的文章通篇都是“车轱辘话”，读完之后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有很多专家开发出的软件产品连自己都不用，所以在教育技术研究成果累累的今天，我们的的确确应该反思一下。

很多教育技术专家已经明确指出，虽然现在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很多，但真正能对学与教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确少之又少，与“口号”相比，能看得见的效益确很小。不管我们如何重视与发展教育技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仍然以课堂的教师讲学生听为主，仍然以黑板与粉笔为主要的教学工具，教育技术并没有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其原因何在？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教育技术的“光鲜”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取得的那么多成果，为何达不到应有的效能？之所以用效能而不用效益，原因是效益是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效能通常指的是正确地做事，即不浪费资源，而效能是在效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影响。目前教育技术的学术成果多而其实质性作用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以前强调的是效益而非效能，所以我们必须将从教育技术产生的结果从效益往效能上转化。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作为教育技术学的一名知识分子也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教育技术的利益就是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教育技术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不是作为以此为谋取利益的手段。应该杜绝非理性的“机心”主义，必须让人的理性大放光彩。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真真正正地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根本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不怕研究成果起到的作用小，就怕一点作用也没有。要做实事，要做具体的事，“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教育技术不是教育哲学，更应关注具体的学与教的问题，绝不能搞“务虚”主义。教育技术学者肩负着变革教育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教育技术的研究，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八、结 语

今天教育技术学正处于一个理性主义退潮和日益分裂的学科发展进程中。但最为可悲的是教育技术学界已经满足于这种分裂，而没有能力把分裂统一起来。教育技术学的扩张不能仅仅是“新鲜”的名词术语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堆积，我们需要科学理性的力量，这不同于研究者的热情和盲目的追逐。

日本在教育工学会（教育技术学）创立15年之际，即2000年出版的《教育工学事典》[13]中明确提出了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十大领域，而如果追问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有哪些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我想我们可能回答不出来，或者至少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很难达到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学）所确定的统一研究领域，这足以说明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琐碎”，在这些“琐碎”的研究领域里面又存在着很多“集中”主义倾向。这些我们概括为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多”与“少”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教育技术学术界的重视，以此给未来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考。

教育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许多可能性空间，未来教育技术发展的每个可能性空间又不止一个状态，这是因为教育技术发展变化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教育技术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至少面临着肯定自身和否定自身的两种状态。而在这种不确定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问题，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让这些问题继续分化与扩张，而是采取方法并付之于行动解决它。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

[摘 要] 教育技术的发展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范式。随着大数据的崛起和数据密集科学的发展，学习分析学（LA，Learning Analytics）和教育数据挖掘（EDM，Educational Data Mining）成为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基于数据的教学干预应用程式已出现并在实际教学中使用（如Signals，Moodog等）。文章探讨了科学范式，大数据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以及不同的教育技术范式，提出由于能够更好地贯彻“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系统将成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的教育技术范式。

[关键词] 科学范式； 大数据； 智慧教育； 教育技术范式；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

一、科学范式 （Scientific Paradigms）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所谓科学范式是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能为研究者群体提供样板问题极其解决方案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Universally Recognize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hat， for a Time， Provide Mode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a Community of Researchers）。[1]

科学范式的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库恩认为，科学范式具备两个方面，首先，在科学范围内，该术语指的是可以被复制或模拟的一组示例性的实验；其次，这组范例的基础是共享的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s），这些先入之见形成于证据收集之前，并且影响证据的收集。先入之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其隐含的假定，一是相关的形而上学的元素；个体科学家对该范式的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2]因此范式界定了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什么，研究问题的提出，如何针对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活动，以及如何对研究结果进行诠释等。同时，范式具有哲学意义，它暗示了某研究群体的研究遵循的基本理论和研究群体共享的信念和世界观等。

库恩同时认为，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完善、发展，最终可能退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科学范式会出现，补充或者取代旧的范式，这也就成为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科学革命。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或者范式无法解决的“例外”，因此尝试用其他理论取而代之，该理论得以发展最终成为新的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范式的转换比较明显，如伽利略的动力学相当于近代科学的初级阶段的范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为当代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模式。

库恩本人认为范式这一概念不适合社会科学范畴。原因是当他在社会学者聚集的帕洛阿尔托学者中心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时，观察到社会科学学者们在诸多理论方面存在分歧。因此他在书的前言中特意指出，他之所以提出范式的概念正是为了将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区分开来，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存在任何范式。然而尽管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一个范式，在相对较小范围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或其下属领域内，可能存在支持这些领域的研究范式、研究传统、研究计划等。这些较小领域的研究特征能够激发不同领域的研究，界定什么是或不是研究证据，以及为控制与其他相似研究领域的学术争论。例如，斯金纳行为主义和个人建构理论同属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范畴，这两个心理学子学科的一个最显著区别是对意义和意向的关注（Meanings and Intentions）。在个人建构理论中，这两个概念属于核心问题，但在行为主义中，它们不能作为科学证据，因为他们无法被直接观察到。[3]另外，学者们认为，[4]虽然社会科学内也存在明显的概念方面的改变，如从行为主义到认知方法，但是它们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科学革命不同，原有的理论一般不会被完全摒弃，而是仍旧在新的范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拥有一席之地。

Thagard提出并阐述了理论（Theories）与方略 （Approaches）的区别。理论是指“相关假定的集合，对大范围的实证研究结果和事实进行解释和归纳概括的基础”，方略是“实验研究方法和诠释风格的集合”。[5]Thagard认为，由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广泛的支持各个学科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的变革更多的是由于研究方略的改变，而不是源自对理论统一性的评估。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范式，更多的偏重是指研究方略方面。本文之所以提出这点，是因为本文目的之一是评估新的研究方法，即大数据（Big Data）催生的数据密集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对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即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影响。

二、悄然兴起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大数据一词出现于1997年，NASA研究人员Michael Cox 和 David Ellsworth第一次用该词描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数据方面的挑战，即超级计算机生成的巨大的信息数据量。当时，Cox和Ellsworth对实验中产生于飞机周围的模拟气流数据无法进行处理或者将其可视化。“数据集相当大，对主内存、本地磁盘，甚至远程磁盘都造成挑战，”他们写道，“我们称此问题为大数据。”[6]

大数据的产生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等密不可分并且以越来越多的方式产生，[7] 如多媒体内容、社会网络以及各类传感器， 不论是传统的数据密集型行业如基因研究、药学，还是互联网新贵，都面临着储存分析大数据的问题。例如Facebook 拥有超过9亿的用户，并且用户数量仍在增长；Google 每天有30亿的搜索查询，Twitter 每天处理4亿次的短信，相当于大约12TB的数据量。

时至今日，大数据尚没有系统统一的定义和理论，学者们一般只是用该术语描述难以用传统软件和方法分析的超大量的复杂的数据。[8]Laney[9] 首先提出用“3Vs”（Volume，Velocity，Variety）的概念， 在此基础之上，IBM [10]用“4Vs”描述大数据， 即大数据应该具备四个维度，大体量 （Volume）、高速度（Velocity）、多样化（Variety）和真实性 （Veracity）。大体量是指各种类型的不断增长的数据很容易积累到百万兆字节甚至千兆兆字节（Terabytes—Even Petabytes）的信息。高速度是指及时处理大数据的必要性，例如分析大量的当日呼叫详细记录可以实时预测客户流失的程度等。多样化是指数据形式的多样性，如可以分析多种数据的变化包括文本、图像、音频等来提高客户满意度等。真实性则意味着大数据提供信息的可信度，以及据此决策的可靠程度。还有些学者[11]（Quinn， 2012）认为应该加入另外两个V：Value （价值） 和 Visualization （可视化）。 关于类型，学者们认为数据，不论是否是大数据都分属三种类型：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12][13][14]非结构化数据指没有格式的数据，如PDF、E-mail 和文档。结构化数据具备一定格式，便于存储、使用和从中提取信息，例如传统的事务型数据库。半结构化数据是指类似XML和HTML 的有一定加工处理的数据。

大数据的应用和影响体现在各个领域。大数据不只意味着体量的大小，它同时意味着研究方法更倾向于利用新的多种类型的数据获取信息，以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并作出决策。在天文研究方面，美国的The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15] （SDSS2008）成为天文学家的主要信息来源，同时，天文学家的主要工作也从包括拍摄星空图片等变为主要应用数据库查询和发现天象的变化。对企业来说大数据的应用则意味着更好的商业决策，有些公司如Google、Amazon，Yahoo等，分析利用此类数据，并将其结果作为扩张市场的依据或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向，因此公司得以快速成长。大数据的出现和潜在的价值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例如，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每年将花费超过2亿美元在大数据研究应用方面，以致力于科学探索、环境、生物医学、教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16]在教育领域，随着远程教育的发展和LMS（如Blackboard 和 Moodle等）的应用，大数据的潜在应用也越来越广。这些系统每天都记录大量的学生交互信息、个人数据、系统数据等。[17]这些也促进了教育界学习分析学（LA， Learning Analytics）和教育数据挖掘 （EDM， Educational Data Mining）的发展应用，以及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范式的变化。

三、“数据密集科学”作为科学研究第四范式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作为一个通用术语，实际描述着正在发生的影响到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金融、商业、直至整个社会的科学革命。正是基于大数据的出现以及影响，Jim Gray[18]在2007年提出了数据密集型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的概念。Gray 认为，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的角度来看，从古至今存在的科学研究方法范式包括：

1. 实证式（实验科学）（Empirical/Experimentation）分支，开始于1000年前，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论证，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归类，如对化学元素的分类；

2. 理论式（理论推演）（Theoretical）分支，当科学假设与预期结果一致时，则使得理论框架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于数百年前，主要采用建模方式，由特殊到一般进行推演；

3. 计算式（计算机仿真） （Computational）分支，开始于几十年前，主要方法为利用计算方式模拟复杂现象，科学数据可以用模拟的方法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单一的实验；

4. 数据密集型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在前三种方法的基础之上，采用IT技术获取、处理、存储、统计分析大数据，从中获取知识。

数据密集型科学被称之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与其他三种范式一起成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它的出现与大数据密切相关。 因此，Gray提出的“范式”更接近于Thagard[19]提出的“方略”。

Gray[20]认为，数据密集科学包含三项针对数据的活动：获取、存储维护、分析。大数据给科学研究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多方面的挑战。学者们认为，整个数据获取到分析的过程都存在不同的困难和挑战。[21]例如，在获取数据时，如何摒弃无用的数据，如何做到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过滤数据以免却储存之后再进行处理的麻烦；同时，如何自动产生元数据（Meta Data）对数据进行描绘。其次是数据存储，即数据库存问题，事务性数据库不适合存储关系不明确的大数据。在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算法的前提是数据的同质性（Homogeneity），大多数大数据不具备此特性。针对这些挑战（大数据的非结构化，具有多样性，同时数量巨大），传统的关系数据库无法满足要求；NoSQL （Not Only SQL）数据库则为存储和检索大数据提供了可能。Google的Google File System、Big Table、Map Reduce 代表了这方面的技术创新。

在《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22]一书中，多位作者提出了各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大数据结合的必要性和数据密集科学对不同领域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包括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与健康科学、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学术信息交流等。他们也描述了大数据以及数据密集科学影响下不同领域的科研活动、过程、方法以及成果，拓宽了不同学科领域应用大数据的思路。例如，Robertson[23]等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合作时，描述了他们的以计算机和手机结合为基础的NxKM （NxOpinion Knowledge Manager）系统。该系统包括一个有专家开发的知识库、一个医疗诊断引擎和一个手机界面，用来输入患者信息并根据该信息自动产生问题（多项选择），以从患者获得更多信息。因此，虽然患者信息可以由当地人连接输入系统，但该信息由远程专家分析，因此，多方面的合作以及信息数据的综合使用，使得诊断结果和诊治手段也将更加可靠。该书虽然涵盖了多方面内容，包括信息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对地球环境、医学、认知科学、学术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但没有涉及大数据对教育，尤其是教育技术的影响。

四、教育技术研究范式演变轨迹

本文对教育技术不做定义方面的明确界定，它基本等同于英语的Educational Technology、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或者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24]（Dills & Romiszowski， 1997），其研究核心是应用技术支持教学和学习。教育技术研究的核心方略是设计研究，本文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主要目的是看教育技术的范式的特点、演变以及大数据对教育技术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学者们认为，在教育技术领域，正如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从来都是多范式并存的。即从未有过只有一个范式存在而其他范式完全退出教育技术学术圈的情况，尽管也许在某个时期存在一个占据主要地位的范式。[25]例如当斯金纳心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之对垒的非斯金纳行为主义地位次之，同时之前影响最大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而未来的范式（认知信息加工理论）也开始崭露头角。另外，Saettler[26]认为20世纪的教育技术领域存在四种范式：物理科学或者媒体理论、传播学和系统理论、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观点、认知理论。也有些学者描述了教育技术研究和评估领域内的范式变化，如Driscoll[27]概括了八种教育技术研究范式，Clark 和Sugrue[28]描述了媒介研究（Media Research）中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范式对于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形成的影响。其次，Reigeluth[29]认为，教育技术范式的改变是从整个社会的变化开始，而且其改变的速度随着人类知识库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快。大部分的教育技术范式研究中囊括了多种的技术应用，同时很多研究更偏重于理论方面的变迁，而Koschmann则详细论述了计算机为基础的教育技术范式演变。[30]

Koschmann认为：[31]在计算机进入教育领域后，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才开始出现，因此针对教育技术范式的研究也应该集中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方面；同时他认为教育技术研究也经历了一系列范式转换。他应用库恩的理论，主要描述了四种涉及计算机的教育技术范式，即计算机辅助教学（CAI，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智能教学系统（ITS，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Logo-as-Latin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Computer-Supported-Collaborative Learning）。

Koschmann强调，CAI主要是针对教学技术的设计和评估的研究范式，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认为，[32]CAI并非与计算机同时出现，相反，它可能是桑代克（Thorndike）教育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延伸和扩展。IBM公司开发的Coursewriter（一种课件著作软件）被认为是CAI开始的标志，即使没有任何编程经验，人们也可以用该系统开发自己的教学课件。由于CAI开发人员大部分具有教学背景，CAI系统大多反映了教育界对教和学的认知，即学习是被动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教学则是知识传递的过程。CAI系统一般贯彻如下学习策略和措施：确定学习目标，将学习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学习任务，然后开发一系列学习活动，以达到预定学习目标。CAI同样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CAI研究人员认为学习是可测量的学习成绩或者能力水平的变化，学习是CAI 研究中的因变量，而学习过程中引进的技术方面的创新成为干预措施和自变量。对照组的使用在研究中很常见，研究问题通常为：使用该项技术对教学有何影响？因此，教学效验（Instructional Efficacy）成为该范式下的核心研究问题。

第二个范式为ITS，起源于人工智能，以Carbonell[33]的博士论文的出现为标志。ITS理论认为，认知是一个计算过程，可以通过建立模拟人脑工作模式的智能型系统来研究。[34]如果智能型行为可以通过系统程序表现，那么具备经验和技能的教师的角色也可以设计出来。由于一对一教学被认为是金牌标准，[35]因此可以推断出如果每个学生都有个人的导师，那么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都会相应得到提高，这也是智能教学系统研究范式的基本理念。信息加工理论是人工智能前提之一，它认为问题解决是定义问题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的过程，包括初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不同状态之间的一系列运作。在此基础上，表征成为解决问题和理解认知过程的中心问题，而学习则成为获取正确的问题空间的表征的过程，教学则是辅助学习者获取表征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技术的角色与其在CAI中并没有本质不同——然而人工智能系统更注重交互性，也更偏重于复杂技能的习得。与CAI不同，智能教学系统范式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教学能力，即该系统是否完全能与娴熟的真正的导师相媲美。因此，研究问题更看重的是系统的效果，而不是学生的成绩。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人工智能系统尽管有所不同，但从认知论的角度说，他们都属于现实主义和绝对主义（Realist and Absolutist），即认为学习是被动获取知识，而教师是绝对权威。[36]

第三个范式为Logo-as-Latin，意指像学习拉丁语一样看待LOGO语言的学习。其中LOGO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MIT数学教育实验室Papert教授领衔开发的程序语言，主要供儿童在编程的过程中学习。该范式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建构主义起源于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学习是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融合同化的过程。有学者认为，计算机编程可以成为建构主义学习方式的重要角色。[37]例如学生可以建立模拟系统，在此过程中，学习者成为“教师”，而计算机则开创了一个新的教育技术在学习中的角色，即成为“被辅导者”。与CAI不同的是，CAI研究关注教学效果，而Logo-as-Latin研究更专注于教学迁移。编程教学被看作干预手段，学习者在其他相关学习任务上的成绩被看作因变量。然而，在后期的文章中，Koschmann认为，[38]Logo-as-Latin与CAI同样起源于传统教育心理学，与CAI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将它看作CAI的一个变种，而不是独立的教育技术研究范式。

Koschmann提出的第四种范式是CSCL。CSCL与前三种范式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前三种研究范式都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其本质是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而CSCL的基础是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传播学等。具体说来，其理论基础包括（不限于）社会建构主义、社会文化理论以及情景认知理论等。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建构本质上是社会性过程；社会文化理论以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为代表，强调语言在智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情景认知理论认为，学习是进入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的过程，“要想学会如同真正的专业从业人员那样使用一个工具，一个学生就应该像一个学徒，必须融入该社区及其文化。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学习是，我们相信，一个文化熏陶的过程”[39]。因此CSCL范式中，学习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成为核心问题。不同于前三种范式针对的问题（教学效果、教学能力、教学迁移），CSCL被称为“演绎的实践性教学”（Instruction as Enacted Practice）。CSCL研究范式有几个特点：（1）研究问题比较集中在学习过程而不是结果；（2）研究多倾向于描述性，而不是实验性；（3）很多研究者乐于以参与者（CSCL成员）的角度研究合作学习的过程。因此CSCL研究着眼于参加者的谈话，合作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合作小组的成果等。CSCL范式下的研究问题包括：学习如何在学习者的语言中表现出来？社会性因素如何影响学习过程？技术如何在合作学习中应用？Koschmann将这这四种范式做了简单对比，见表1。

五、数据密集科学影响下的教育技术

研究范式：个性化自适应学习

数据密集型研究方法捕捉了整个信息时代带来的大数据的基本整体影响。在不同的领域，研究方法的侧重和目的不同，因此各有特点。如在工业界，商业智能系统（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体现了大数据对决策的影响。在教育领域，美国教育部在一份简报中指出，[40]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主要为学习分析学 （LA， Learning Analytics）和教育数据挖掘 （EDM， Educational Data Mining）。EDM 和LA 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它们的起源、理论和目标不尽相同，并且逐渐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研究领域。

EDM 的目的是研究和利用统计学、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法来分析教和学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学者们认为，EDM的研究目的包括以下方面：[41]（1）应用多方信息如学生的知识程度、动机、元认知、学习态度等建立学生模型，并以此预测学生的学习行为；（2）发现或改进学习内容展现和最佳教学序列的领域模型；（3）研读由学习软件提供的不同的教学支持的效果；（4）建立包括学生、领域模型和教学软件的计算模型，推动关于学习和学习者的科学研究。

美国教育部的简报中总结了EDM针对和所要回答的问题：[42]（1）什么样的教学顺序（不同学习主题）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最有效？（2）什么样的行为与更好的学习成绩相关（如较高的课程学习成绩）？（3）什么样的学生的行为指标预示了学生的满意程度、参与度和学习进步，等等？（4）什么特点的在线学习环境能导致更好的学习成绩？（5）什么因素能够预测学生取得成功？

Siemens将LA定义为“关于学习者以及他们的学习环境的数据测量、收集、分析和汇总呈现，目的是理解和优化学习以及学习情境”。[43]LA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监测和预测学生学习成绩，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并据此作出干预，以预防学生在某一科目或者院系课程学习中产生风险。[44]相比于EDM，LA借鉴了更广泛的学科，除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学习科学，还引进并应用信息学和社会学的理念和技术。[45]LA回答的问题如下：（1）什么时候学生可以进行下一个学习主题？（2）什么时候学生可能在某一门课程中落后？（3）什么时候某个学生可能有完不成一门课程的风险？（4）如果没有干预补救措施，学生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成绩？（5）对特定学生来说，下一个最好的课程是什么？学生是否需要特殊帮助？

美国教育部[46]的简报中总结了应用EDM和 LA 的范畴：（1）用户知识模拟、用户行为分析、用户经验分析；（2）用户分类/分组（Profiling）；（3）知识域模拟如学习课题分类排序等，知识元素与相应的教学原则分析；（4）趋势分析；（5）自适应和个性化学习。

应用LA和EDM数据分析结果，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理解和观测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现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和顺序，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为主旨。现在已经研发出的应用系统案例有普渡大学的“课程信号系统”（Course Signals System，以下简称Signals）[47]、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以及阿拉巴马大学使用的Moodog，[48] 以及美国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合作部（WICHE，WCET，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Coo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的教育大数据分析项目——预测分析报告（PAR，Predictive Analytics Reporting）系统。[49]

Signals系统通过数据挖掘和统计预测模型，根据多个变量（表现指标包括：现有平均分和努力程度，如学生LMS的交互频率；个性特点指标包括学术准备，如高中平均分和各项标准考试成绩；学生特点，如是否为美国居民、年龄和选修学分）来预测学生是否能够完成/通过该课程。Signals 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以交通信号指示灯的方式，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课业良好（绿色），课业中度危急（黄色），或者课业严重危急（红色）。同时教师可以提供给学生有效的反馈信息，引导学生使用合适的资源等来提高成绩。[50]Moodog的主要功能是跟踪记录学生在课程管理系统（CMS，Course Management System）上的学习活动，其基本目标有两个：（1）为教师提供学生与在线学习材料交互情况；（2）帮助学生将自己的学习行为和进程与其他学生相比较。[51]

PAR[52]的主要目的是应用EDM技术，分析跨越多所高等院校的学生数据，以期发现并确认影响学生退学/以及是否能够毕业的因子，并据此实施有效的教学干预。参与PAR的高校包括两年制和四年制高校，有公共学校和私立学校，亦有传统高校和非传统高校如网络大学。已经有16个WCET成员机构提交了1，700，000条匿名和去身份标识的学生记录以及8，100，000条课程级别数据记录。所有高校使用统一的数据模型，该数据模型包括以下核心数据元素。（1）总体元素：基本框架，描述所有PAR数据的基本概况。（2）学生一般元素：描述学生人口数据和学术背景信息。（3）学生课程元素：描述学生参加的课程和学生的课程成果。（4）学生的学术元素：学生级别的数据。（5）课程目录的元素： 教育机构开办的PAR学生就读的课程细节信息。（6）学校元素：学术单位的具体信息。

应用描述、推理和预测分析技术，PAR项目初步发现32个影响学生学习以及退学的普通变量（多为学生特点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学位种类、多种专业、课程数量、班级人数等。其他发现如学生的性别、年龄以及种族与该生是否会退出某门课没有关系。该研究仍在继续。

这些系统目前的主要功能是分析学生的网上学习活动，判断实施干预措施的时间以及方法等；其潜在功能则可能包括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使用学习资源的情况发现哪些最受学生欢迎或者哪些活动影响学习成绩，提供适合不同学生需要的学习材料；调整学习顺序或者学习活动等；最终，完善的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学习风格、已有知识、动机情况等）引导学生使用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材料和学习路径。因此EDM和LA在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应用最终指向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学习环境的研究和开发。

美国教育部简报认为应用LA和EDM技术达成预测学生学习和干预学习过程的自适应学习环境应该包括六个部分：[53]（1）自适应学习内容，通过与学生的交互活动，可以辨别学生的水平和能力，因此可以管理、维护和呈现适合特定学生的学习内容；（2）学生学习数据库，用来获取存储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互动，包括时间和行为等；（3）预测模型，应用学生学习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储存在另外的数据库中，如年龄种族等），追踪学生学习过程，预测未来行为以及成绩，如课业成绩，是否有可能辍学等；（4）可视化报告，将预测模型产生的结果用仪表盘形势表现出来；（5）自适应引擎，用来操控学习内容，确保学习内容适合学生的能力和特点；（6）干预引擎，教师、管理员、系统开发人员等可否决系统提供的建议进行人为干预。除了六个自适应系统内部组成部分外，还包括一个外部的学生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是由学校学区或者地区教育部门持有维护的学生背景信息资料，如年龄、性别、所学过的课程、成绩、学习风格等。预测模型可以从中获取数据作为预测学生行为成绩等的部分依据。图1提供了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概况。

图1中的箭头和数字表示自适应学习环境中的数据流的方向和顺序。整个自适应学习系统包括三个信息反馈回路数据流（Feedback Loop）。数据流的第一步是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交互，交互内容被储存于学生学习数据系统里（第二步），第三步则是预测模型抽取学生学习数据和背景数据，应用LA和EDM技术进行分析，然后将结果传递至自适应引擎（第四步），自适应引擎据此针对特定学生作出学习方面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则通过学习内容策略等的改变表现出来。同时，预测结果也可以通过数据仪表盘（数据可视化面板）传达给教师和管理人员（第五步）。当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得到相关信息时整个反馈回路得以完成。学生通过自适应引擎获取的反馈信息包括学习活动情况、学习目标/技能完成程度、测评结果等，学生可据此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如在自己尚未完全掌握的学习内容上投入更多时间、改变学习策略等。教师方面获得的信息则包括学生整体学习情况以及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课程内容以及进度方面的调整，例如决定是否对个别学生进行干预，提供更多学习资料等。管理人员获取的信息则是包括多门课程、多个学生和教师的情况。根据整体信息，管理者可以知道哪门课程的学生成绩不尽如人意、哪些特点的学生的成绩更出色等。管理层可以据此作出决策，如增加某门课程作为另一课程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等。

美国教育部简报中的自适应学习系统通过LA和EDM，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为教师的教学干预提供依据，也使得管理层更好地进行决策。然而，以数据密集科学为基础，LA和EDM 技术能够更好地分析学生的需要和特点，从而使得学习更倾向于个性化。因此我们认为基于数据密集科学的自适应学习系统应该体现个性化的学习特点，下一个教育技术研究范式是个性化自适应学习（Personalized Adaptive learning，简称PAL）， 即在自适应基础之上，学习内容更体现学生特点和需求。根据学生的特点（已有知识，学习风格等）和其他信息（年龄，性别，兴趣等）数据可以将学生分组（Profiling），学习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和需要推荐学习内容，教师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学生同时可以自己选择学习材料、测评方式等。图2提供了PAL系统的基本结构。

图2中虚线部分代表了学习内容生成的过程：学生背景数据（以往成绩、所学课程、学习风格等）导入预测模型，分析生成可视化数据，教师据此设计适合不同特点学生组的不同学习内容。图2的实线箭头部分代表了自适应学习过程和数据流。自适应学习过程与图1一样，由三个反馈回路组成。

不同于以往的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学习的是，PAL环境将以大数据为基础，纳入EDM和LA数据分析和结果，因此能够提供更适合特定学生的学习内容，获取更多和更精确的学习者信息和学习活动信息，更好地分析学习过程模式和学习活动有效性，更准确地进行学习评估等。

PAL与Koschmann的四个教育技术范式相比较，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倾向于利用多方面数据：一方面根据已经存在的数据，提供适合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分析已有数据和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根据结果发现问题，并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因此其基础为数据密集科学，同时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发展潜能来进行教学的人本主义的教学观念。

六、机遇与挑战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能够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理念，并且与智慧教育[54]的主张不谋而合，成为教育技术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智慧教育主张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创建具有一定智慧特性（如感知、推理、辅助决策）的学习时空环境，旨在促进学习者的智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学习和生活环境的适应、塑造和选择，以最终实现对人类的共善（对个人、他人、社会的助益）。智慧教育充分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思想，强调学习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平衡的过程，揭示了“教育要为学习者的智慧发展服务”的深刻内涵。

智慧学习环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基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如能力、风格、偏好、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并记录分析学习历史数据，便于数据挖掘和深入分析，数据结果用于评估学习过程、预测未来表现和发现潜在问题，并以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干预。因此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将成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EDM和LA能够为高校提供有效信息，对学生进行干预，最终能够提高学生成就，降低辍学率，提升毕业率。

另外，大数据除了支持学习过程分析外，还可以在知识表征（概念提取、本体建立、可视化）与利用（自动翻译、答疑）方面大有可为，因此，除PAL方式外，大数据能够促进个性化学习服务与社会智慧发展，促进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实现，并且成为社会知识生态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大数据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带来很多可能性，例如创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环境、知识发现工具、管理决策平台等，同时它的应用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来自数据方面的挑战：如何储存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学生的讨论等文本数据？如何分析这些复杂数据？如何真正理解数据结果并传达给非数据专业人员？只有当大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可视化工具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要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环境。其次，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应用在教育方面的体现主要是LA和EDM，通过数据使得学习过程透明化，并以数据为基础分析学生的行为和学习成绩。这些数据可以传达“发生了什么”，而不能回答“为什么”，尤其是那些数据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原因。因此如何将无法从数据中观察到的因素，如学生的学习动机、情感等纳入干预设计，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摘 要] 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技术，检索了2002至2012年间SSCI收录的主要国际教育技术期刊论文；运用知识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Ⅱ从样本文献、高频术语知识图谱、术语发展时间线图、术语中介中心度、突出节点、作者信息等入手，对近11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热点变迁、研究前沿以及高影响力的学者与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可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对学习环境、媒体系统、教学策略方法和学生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基本的研究热点在2005年前后已经基本成熟化，但近年来也衍生出一些新的研究主题；研究前沿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类、环境资源类、策略方法类、媒体技术类等四类方向；维果斯基、乔纳森等著名学者及其经典作品，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具有高影响力。

[关键词] SSCI； 教育技术； 可视化； 热点； 前沿； 高影响力

一、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学者（如加涅、乔纳森、汉纳芬等）和学术组织（如AECT等），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关注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热点与动态趋势，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者们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意义重大。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国际上社会科学最权威的研究引文索引。SSCI的来源期刊都经过了科学方法的层层筛选，其发表的研究文献都反映了国际研究的主流和前沿。[1]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对SSCI所收录的教育技术五本核心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Computers & Education》《Education Technology &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从2002至2012年相关的论文进行文献分析，可视化呈现近11年来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方法、工具与数据源

本研究采取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法，采用词频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定量研究，并在可视化结果上进一步定性分析。词频分析法，是指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学方法。[2]

在工具选择上，本研究所采用的CiteSpaceⅡ，是一种科学知识图谱中的引文分析软件。它是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博士开发，基于Java编程语言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Ⅱ能够有效探索学科知识领域的演进与研究前沿，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使得文献计量学分析易于呈现历时性的动态，[3]并具有以下基本功能：（1）通过引文网络分析，找出学科领域演进的关键路径；（2）找出学科领域演进的关键节点文献（知识拐点）；（3）分析学科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4）预测学科或知识领域研究前沿。[4]

以Web of Science（WOS）为数据源，检索SSCI收录的上述五本教育技术期刊的论文信息，时间选择是从2002-01-01到2012-12-31。CiteSpaceⅡ可直接对WOS的数据进行提取研究关键术语的操作，并开展词频分析及引文分析。

（二）分析思路

第一，对样本文献中高频度、高突变和高中心性的关键术语进行分析，形成研究热点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初步判断国际教育技术领域11年来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同时利用CiteSpaceⅡ绘制的关键术语时间序列图谱，呈现11年来国际研究热点的变迁，得出近年来衍生出的新研究主题和方向。第二，在CiteSpaceⅡ中利用词频探测技术进行分析，明确突变专业术语，并生成代表研究前沿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而深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第三，通过对作者及文献的共被引分析，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国际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贡献的学者，以及对近年来教育技术领域具有高影响力的经典文献。

三、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热点与变迁

（一）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1. 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呈现

使用CiteSpaceⅡ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分区为一年，设置top N% per sliced值为30%，采用Pathfinder算法，绘制高频关键术语共现网络（即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

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在该图谱中，年环大小代表频次，内部不同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年份。外部年轮为紫色的年环（箭头所指）表示具有高中介中心度的关键节点。数值高的中介中心度节点，对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起到控制作用，体现了其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地位。[5]由图1可知，2002—2012年间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教与学的策略）”、“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互动学习环境）”、“pedagogical issues（教学法话题）”、“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提高课堂教学）”、“students（学生）”、“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计算机媒介通讯）”、“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合作/协作学习）”、“education（教育）”、“technology（技术）”、“media in education（教育媒体）”、“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初等教育）”、“applications in subject areas（学科领域应用）”、“post-secondary education（专科教育）”、“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多媒体/超媒体系统）”和“human-computer interface（人机界面）”。

将这些频次100以上的关键术语进行中介中心度的二次统计，如表1所示。从频次排序看，“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最高，其节点年环明显最大。从节点中介中心度看，“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和“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两个节点的紫色年环最大，其中心度最高，占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地位。综上所述，2002—2012年间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中，“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相关研究最广泛，但是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是“t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students”和“secondary education”等的相关研究。

2. 研究热点的讨论

在国际教育技术领域中，“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的研究最为普遍。随着教育理念从“教”向“学”的转变，教学策略也逐渐向学习策略转变。在学生为主导的教学环境背景下，对“students”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对“学生”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方式、学习策略、学习态度、学习效果、认知能力、认知风格、社会关系等主题。学习环境建设也是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对学习环境变革提出了新诉求，学习环境必须能够促进学习者主动的、有效的学习。国际教育技术学者在关注对学习环境的“interactive（互动性）”研究时，无论是面对面授课，还是网络远程授课，都强调必须在师生间、生生间搭建良好的互动交流环境。媒体系统的演化，则展示了媒体与人类学习的密切联系。从“multimedia”到“hypermedia”，反映了教育对网络技术的采纳。“hypermedia systems”能够将用户引入包含相关信息的页面，其作为促进教与学的工具，在教育中有着广泛的用途。

（二）研究热点变迁的可视化分析

1. 研究热点变迁的可视化呈现

基于上述分析基础，利用CiteSpaceⅡ对研究热点分布再作进一步的时间线图分析，如图2所示。

从时间线图来看，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各研究主题，在2005年或更早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相对的静态稳定性。在2005—2012年间，少数巨大影响力的新研究热点出现，而主要还是对之前研究热点的继续深化。但是，从时间线图的总体方向来看，几乎每年都会衍生出一些新的研究主题，例如“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self-explanations（自我解释）”、“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等，说明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具有与认知心理学领域研究相结合的态势。其中术语“virtual reality”在2007年左右出现，词频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它可能成为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另外，本研究针对总频数和中介中心度均较高的关键术语（包括“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students”、“secondary education”）作了激增分析，得出总频数和中介中心度均居高的关键术语的各年频数基本上都呈现增长趋势，且结点年份与起始年份的频数相比，差异明显。这些关键术语近11年来的频数增长曲线，体现了所对应主题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2. 研究热点变迁的讨论

在2005年前后，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而此后几年中衍生的研究主题大多与认知心理学相关，如“self-efficacy”、“self-explanations”等。美国Robert Zheng和Matthew McAlack等学者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Effects of Multimedia on Cognitive Load， Self-Efficacy， and Multiple Rule-Based Problem Solving》，对“multimedia on cognitive load（多媒体认知负荷）”和“self-efficacy”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6]2006年，Silke Schworm和Alexander Renkl两位学者在文章《Computer-Supported Example-Based Learning： When Instructional Explanations Reduce Self-Explanations》中对“Computer-supported example-based learning（计算机支持的案例学习）”与“self-explanations”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7]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相关研究内容呈现上升趋势。其中“virtual realit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营造了“自主学习”的环境，并能节省成本、规避风险、打破时空限制。在教学中应用“virtual reality”技术对师生来说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但美国Kami Hanson和Brett E. Shelton两位学者在文章《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Analysis of Challenges Faced by Educators》中也指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必须综合各方面因素开展适当的教学设计。

四、国际教育技术研究前沿

（一）研究前沿的可视化呈现

在CiteSpaceⅡ中，同样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分区为一年，选择突变专业术语类型为“burst term”，设置top N% per sliced值为30%，阀值设置（c，cc，ccv）的值分别为{（1，1，20），（2，2，20），（2，2，20）}，同时标出突现点，得到图3所示的知识图谱。其中代表突现点的节点变成红色的（箭头所指）。并生成“summary table”，对节点的Σ值进行整理，见表2。可知代表研究前沿的术语有：“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分布式学习环境）”、“learning communities（学习社区）”、“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教育技术系统的体系结构）”、“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和“collaborative learning”。

（二）研究前沿的讨论

深度分析上述术语，可将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前沿方向概括为四类：理论研究类、环境资源类、策略方法类、媒体技术类。结合关键术语共现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以及词频统计结果：（1）在理论研究类方向，主要是对“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开展研究，具体包括“evaluation of CAI systems（计算机辅助教学评价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智能教学系统）”、“distance education and telelearning（远程教学）”、“e-learning（数字化学习）”和“construction（建构）”等主题内容；（2）在环境资源类方向中，重点研究的主题是“学习环境”，其中“环境”包括“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learning communities”和“classroom（教室/课堂）”；（3）在策略方法类方向中，主要是对“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开展研究，具体主题包括“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提高课堂教学）”、“cooperative/collaborative learning”、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评价方法）”、“communication（交际）”、“tools and methods（工具和方法）”和“navigation（导航）”等，此外，还针对“elementary education”、“secondary education”、“post-secondary education”和“adult learning（成人学习）”等教育阶段的教学方法策略进行研究；（4）在媒体技术类方向中，主要是针对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展相关研究；包括“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human-computer interface”、“virtual reality”、“Internet”和“computer”等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五、国际教育技术领域高影响力的学者与文献

（一）高影响力的学者

运行CiteSpaceⅡ，将节点类型选择为“Cited author”，设置top%为30%，阀值设置（c，cc，ccv）的值分别为{（2，2，20），（2，3，20），（2，3，20）}，得到关于作者共现信息 从图4和表3可以看出，共现频次及节点的中介中心度最高的学者是Vygotsky，L.S.（维果斯基），其次是Jonassen D.H.（乔纳森）。另外，中心度较高的学者还有Salomon，G.（所罗门）、Chi MTH（季清华）和Brusilovsky，P.（彼特·布鲁斯洛维奇）。中介中心度较高的这些学者，在教育技术知识网络中起着重要的节点作用，构成了教育技术领域的主流结构。其中，有些学者已经逝去（维果斯基、乔纳森等），有些文献发表的年份也都较早，但仍具有如此高的频次和中心性，说明这些学者及其经典著作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和知识基础，对教育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图表中显示的高影响力学者大多是基于心理学开展教育技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心理学对教育技术的理论支撑作用。突变用于检测一个学科内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9]通过数据分析，具有突变值的学者有Brusilovsky，P.、Bandura，A.（阿尔伯特·班杜拉）和Dillenbourg，P.（皮埃尔·狄隆伯格）。通过对三位学者的突变文献进行检索，分别是：Brusilovsky，P.的《Using A Style-Based Ant Colony System for Adaptive Learning》、Bandura，A.的《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和Dillenbourg，P.的《Over-Scripting CSCL： The Risks of Blend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ith instructional design》。这些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协作学习”，这是近十多年来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可以说，这些学者及其重要文献为近十多年来“协作学习”研究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高影响力的文献

将节点类型改为“Cited Reference”，其他设置不变，得到关于共引文献信息的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将统计得出的高频共引文献进行整理，选择频次大于40的共引文献，并统计其中介中心度等信息，如表4所示。

上述统计的高影响力共引文献包括著作和文章，都是教育技术领域的经典之作，距今数十年不等。Vygotsky，L.S.（维果斯基）的高级心理技能和社会心理学理论，Davis，F.D.（弗戴维斯）的感知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Brown，J.S.（约翰·布朗斯）的教学模式和资源改革理念，Wenger，E.（安提拿·温格）的实践社区

理论，Mayer，R.E.（理查德·梅耶）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Bandura，A.（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与行为矫正技术，Fishbein，M.（莫里斯·费许班）的信仰、态度、意图和行为的理论研究等，为教育技术领域的各项研究提供指导思想。这些经典著作建构了教育技术领域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大的开创意义，成为众多后续研究工作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影响力高。

六、研究结论

（1）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广泛，包括教与学的策略、教学设计、学习环境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各种主题内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来开展设计和实施的。

（2）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包括对学习环境、媒体系统、教学策略方法和学生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具体有“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multimedia/hypermedia systems”、“students”、“secondary education”和“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等。

（3）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热点变迁的情况是：各热点研究方向在2005年左右就已基本成熟化，呈现出相对的静态稳定发展，但在后期研究中会衍生出如 “self-efficacy”、“self-explanations”和“virtual reality”等新的研究主题。

（4）近年来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前沿包括理论研究类、环境资源类、策略方法类、媒体技术类等四类方向，具体内容包括“architectures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ystem”、“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和“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等。

（5）在教育技术高影响力学者与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中，维果斯基、乔纳森等教育技术领域著名学者的思想理论，对教育技术研究起着指导性作用。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适应时展的研究焦点并得到良好发展，如彼特·布鲁斯洛维奇、阿尔伯特·班杜拉等提出的协作学习理论。此外，教育技术领域的经典著作和文献资料，仍然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

学术研究既要有本土化行动，更要有国际化视野。本研究分析了国际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热点与动态趋势，并还将对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进行比较，以期为国内学者与国际研究相接轨提供参考和借鉴。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视唱练耳教育技术研究

摘要：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教学中的基础课程,也是每个学生学习音乐必修的课程。本文主要从如何练习视唱和如何练习练耳两个方面做了阐述。

关键词：视唱 练耳 教学方法

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教学中的基础课程,也是每个学生学习音乐必修的课程。学习视唱练耳的目的就是更好服务于音乐中的其它专业,训练学生的音准、节奏感和识谱能力,提高视唱能力,增强和培养学生的对音乐的感受力、鉴赏力,为了学习各门专业课打下良好基础。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视唱和听音两个部分,接下来我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如何练好视唱

1.1 节拍节奏练习

拿到一首曲子,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一下曲子是什么节拍、节奏的,如拿2／4拍举例,教师就应该首先提示或带领学生空手练习2／4节奏的打法,接着找出乐曲中之前没有学习过或者学生感到生疏、接触比较少的节奏,由教师给予讲解或示范之后再带领学生完整地打出曲子的节奏。要让学生养成一边唱一边打拍子的好习惯,这样才能避免视唱中产生的忽快忽慢的节奏不均匀得情况。

1.2 调式音阶练习

调式音阶练习也是学习视唱的基础练习,首先,要了解音阶的种类,通常我们所讲的音阶包括大、小调式和民族调式三种:大调式又包括自然大调、和声大调和旋律大调三种;小调式包括自然小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三种;民族调式包括宫、商、角、徵、羽五种。其次,针对要唱的曲子的调性先练习唱好该曲子的的音阶,特别是在音阶中出现偏音时,要格外注意唱好、唱准,这样在接下来唱曲子中的偏音才会变得轻松、容易唱准。

1.3 构唱

视唱中的构唱,主要是针对曲子中出现的较难唱准的音程。通常来讲纯四度、纯五度、这样的协和音程和大、小二度大小三度这种跨度比较小得音程比较容易唱准,而像跨度比较大的六度、七度、八度音程和不协和增四度、减五度音程都需要拿出来单独练习。比如:增四度,练习中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唱低音,另一组唱高音,教师首先带领学生分别把低音和高音唱准,接着两组同时唱,在唱的同时分别听一下另一组唱的声音效果,之后,两组互换刚才唱的音,再彼此倾听另一组唱的声音效果,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比较快的构唱音程。也为构唱和弦打基础。

1.4 视谱唱词

视谱唱词这是学生学习音乐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可以分为三步练习,即节奏读词、哼唱曲调,视谱唱词。练习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音乐的完整性,获得快速读谱能力。

1.5 综合把握

视唱中还要注意唱准力度、速度和换气记号,没有标明换气记号的曲子,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长音位置或者休止符位置做换气。通常音阶上行时做渐强处理,下行时做减弱处理。

为了提高学习视唱的兴趣,教师可以根据曲子节奏特点每小节配一些律动,比如:4／4的曲子,可以以小节为单位,每拍配一个动作——跺脚、拍腿、拍手、捻指。练习熟练后,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组,以轮唱或接唱的形式练习,互相倾听,也为双声部视唱打基础。这样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提高学习效率。

2、如何练好练耳

2.1 单音听辩训练

单音练习是音高练习的基础,更是学习练耳的基础,特别是针对听音比较弱的学生一定要做大量的练习。这也是为以后学习音程、和弦、旋律打基础。训练时要注意由浅入深,可以由中音区不带升降号的音开始,以小字一组的la为标准音,逐渐向两端的音区扩展。

2.2 音程听辩训练

音程有两种:旋律音程和和声音程。旋律音程的练习方法可以参考前面的视唱部分中的音程构唱,这里不再做赘述。和声音程的听辩显得难一些,但一切的基础都是模唱,模唱的方法是由低到高。这里推荐一个方法:比如听辩的是纯五度音程3-7。很多学生对纯五度的和声效果不敏感,那么相信大家从小都会唱的一首歌《小星星》,,这首歌第一句就是纯五度,请你记住这里纯五度的音高,请你利用音阶和模唱的方法找到低音,接着在3上向上唱出一个纯五度,那么就能轻而易举的找到高音7。那么请你找出你熟悉的歌曲中所包含的音程,记住它们,让它为你服务吧！

2.3 和弦听辩训练

和弦包含了三和弦和七和弦两大类,还有原位和转位之分。在听辩和弦的训练中,首先要了解和弦的结构以及它们的音响特点,例如:大三和弦色彩明亮,稳定、协和;小三和弦色彩黯淡,柔和;增三和弦不协和而带有扩张感;减三和弦不协和还带有紧缩感等等。

2.4 节奏听辩训练

节奏训练主要是对学生节奏感的培养,对节奏型的认识,听、写的训练。要让学生牢记并掌握各种不同的节奏型的特点和音响效果,要多读、多听、多写、多背,达到增强节奏感受力和记忆力,逐步提高学生的听辩能力直到熟练听写的目的。训练时,可以要由浅入深,为达到更好的效果,建议:最初练习时,可以用一个四分音符和两个八分音符这样的节奏型进行混搭组合成2／4或4／4的节奏进行听辩,之后每次练习时加入一个新的节奏型。

2.5 旋律听辩训练

旋律听辩是练耳中比较难的一个环节,它是各种音乐要素的综合,要求学生有较强的音乐记忆力和记谱方面的能力,听音和节奏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的前提下,旋律听辩才会变的容易。练习时建议:先把听到的旋律的节奏型和拍号写好,然后再听音。听旋律时也要注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2.6 创意提高训练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对听辩旋律的掌握程度,利用该旋律已有的节奏,让学生根据节奏进行旋律创编。教师可以挑选一些比较优秀的创意小曲带领学生演唱。还可以以轮唱的形式进行演唱,把视唱和练耳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这样,学生还可以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作意识和自信心。

视唱练耳教学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应该始终坚持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只是单一的听和唱。以上,就是笔者从事视唱练耳教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欢迎请大家批评指正。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浅谈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相关理论的完善，我国对教育的发展问题给予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教育技术作为人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传授知识所运用的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知识经验的综合体，在整个教育范围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我国的教育技术现状也透射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其中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和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现状的分析对其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教育技术；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教育技术的实践过程历史悠久，在它系统地作为一个领域、一种理论来研究的阶段中，许多国家以脉络清晰完整的美国教育技术理论模式为鉴，深化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

一、教育技术研究的内涵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淀使得教育技术的内涵定义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从以“视听传播”来定教育技术领域的定义：“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如何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到1994年定义：“教学技术是对学习过程和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再到2004年定义：“教育技术是指通过创设、使用与管理恰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以利于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的演变，加之它提出该定义是能为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的一般性定义而不是专门用精确的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现象的科学定义的要求，我们不难看出教育技术的定义更加确切，通俗易懂，也更加强调促进学习、改善绩效的内容。

二、国内教育技术研究现状

国内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广泛，不仅包括理论研究、资源开发研究、教与学的应用研究，也包括技术开发、绩效提高与知识工程等。将教育技术运用于教育活动中的最终目的，体现在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规模，深化教育改革。

我国的教育技术是以电化教育的出现作为标志的。它历经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迅速发展阶段以及最终的系统发展阶段，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几经迁移：从强调设备（教学手段）到强调资源（教学内容），再到强调教学（优化教）与到强调学习(优化学)，最后到强调绩效（优化教学系统）。而整个教学过程中，开发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等都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教学者要从整体出发，在开发教学资源进行教学设计时充分利用教学以外的因素以达到教学的最优化。

三、把握教育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教育技术研究工作

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它提出教师要具有运用教育技术改革教学，课程整合以及尝试将新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意识。教师要能认识到教育技术的有效应用对于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作用。再者它强调了教师在知识技能方面要能够掌握绩效技术、知识管理与课程开发。所以，教育技术在强调资源的同时也强调了教学中的绩效问题。这样的转变显示出绩效技术的新势头。

《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一书中对绩效技术做了如下界定：“绩效技术是一种对项目进行选择、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的过程，它的目的在于以最经济的成本效益影响人类的行为和成就。”绩效技术强调整体的系统性并对过程实施的各目标环节进行干预以提升绩效。

教育技术理论体系中绩效技术的引入能够更好地解决教育的投入、产出和最优化的问题。教学活动从绩效差距入手，分析学生现有水平与预期所能达到的水平的差距，找出产生这一差距的原因。尔后，量体裁衣，有效地消除绩效差距。再者，注重成本—效益比。充分发挥教学设备的利用率，寻找到以低投入求得高效益的方法。这就要求教育者及其管理者把握改革的整体布局，调整教学环境、资源等来提高实施的质量。

随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一些高校相继建立了CAI中心、教育技术中心、计算机中心等。但是管理理念的落后，体制的不健全，教学媒体使用率低下使得这些机构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达不到预期功效。同时教育技术重装备轻实践、重教轻学、重硬轻软、重科技轻人文的观念误区依旧存在并亟待澄清。因此，我们关注硬件建设也要注重软件开发，重视科学技术也要提高人文素养。在灵活应用媒体手段传授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有效地使用绩效评价对教与学的效果综合分析，最终反馈到教学实践中去。考虑到上述情况，破解了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教育技术的发展将迈进新方向。

总之，不管是绩效技术或是教育技术都是能够加以利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我们需要教育技术研究者关注教育教学问题以及技术使用条件来优化教学。相信在未来一阶段，通过研究与探索，绩效技术在教与学中的运用会日趋成熟，进而引领着教育技术朝着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谈教育技术研究中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的缺失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教育技术研究中，在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三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这种情况正在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外围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中特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设计与开发: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的首要范畴

[摘要]对《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第五部分关于“设计与开发”范畴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共分为四个部分：(1)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时代教学设计者面临的一些挑战；(2)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与实践，介绍了认知任务分析、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开发工具、设计语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与开发、设计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工制品，以及设计与开发团队的社会影响等相关方面的内容；(3)评价，回顾了评价的模式和方法，详述了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4)整体变革，阐述了当前变革的职责，介绍了教育与培训领域为整体变革而进行的系统设计。

[关键词]教育传播与技术；教学设计者；设计和开发；设计语言；认知任务分析；绩效评估；变革

设计和开发是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五大范畴(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中的两个首要范畴。在当前的教育传播与技术的具体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设计与开发是统一的过程，设计者在做方案设计时需要对如何进行后续产品开发做系统的考虑，开发者也要理解设计者的真实意图，以更好地达到既定目标。因此，将两个范畴的研究内容放在一起合情合理。

《手册》的这部分内容由Dave MerriU教授主编，共包括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第42章，R0derick C.Sims和n瞻nyA，Koszalk撰写)，认知任务分析(第43章，Richard E.Clark，David F.Feldon，Jereen J.G.van Merrienboer，KennethA.Yates和Sean Early撰写)，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第44章，Eva L Baker，Gregory K.W.K.chung和Girlie C.Delacruz撰写)，评价的模式和方法(第45章，RonOwston撰写)，变革(第46章，Brian Beabout和AlisonA，Carr－Chellman撰写)，设计语言(第47章，Andfew S.Gibbons，Luca Botturi，Eddy Boot和JonNelson撰写)，设计与开发团队的社会影响(第48章，Laura Bhsi，stephen M.Fiore，J0hnHed－berg和Richard F.Schmid撰写)，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与开发(第49章，Eun-Ok Baek，Kumat Cagltay，Elizabeth BOling和Theodore Frick撰写)，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开发工具(第50章，BryanL Chapman撰写)，设计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工制品(第5l章，Elizabeth Boling和Kennon M.Smith撰写)，以及教育与培训变革的系统设计(第52章，Sunnie Lee Watson和Charies M.Reigeluth撰写)共11章。我们对这些文章进行简单归类，其中1章论述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6章阐述关于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和实践，2章讨论评价问题，还有2章阐述整体变革中变革的职责以及教育和培训的系统设计。本文尝试对这11章文章涉及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新时代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

教学设计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质，是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和教学设计师认证关注的重要问题。1986年，IBSTPI(Intemational Board of Standards for Training，Perfor-mance andInstruction，国际培训、绩效与教学标准委员会)首次制定了教学设计能力标准。2000年又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四个大的方面的技能：(1)专业基础；(2)规划与分析；(3)设计与开发；(4)实施与管理。

距离2000年时间又过了10年，哪些变化会进一步对教学设计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挑战?教学设计人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能力扩展呢?

1.教学设计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相比较以前，作者认为教学设计与开发团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教学设计领域已经或将要出现大量的专家角色。如：分析师――专门从事绩效分析与培训需求评估：评估师――专门从事各种评价和评估，特别是评估的推广和影响方面的评估；e-learning专家――专门从事多媒体和电子学习产品(特别是网络学习产品)的开发；和项目经理――专门负责管理一个或多个项目的内外部设计人员。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建议应当把教师和学生作为完整设计过程的必要部分。其次，人们通过研究和实践不断认识到教学设计系统的复杂性。以前，教学设计的系统方法往往把问题简单化和静态化，随着教学设计实践的不断开展，人们认识到，教学设计实践不是静态的，教学设计的系统也不是简单的。教学设计的系统和过程的整体行为远比构成它的部分复杂，因此，作者指出，涌现理论(emereflce theory)则可以用于设计网络远程教育。“在涌现理论最纯的应用中，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或者‘领跑者’(pacemaker)并不存在。在涌现的角色中工作人员需要有与传统角色完全不同的态度，并成为集体的一员，而不是有控制权的人。”

设计团队的变化，致使教学设计者面临如何更好地理解所担任的角色及所需要技能的挑战。教学设计者在进行需求评估时，教学设计人员的关键能力，意味着输入来自于很多利益相关者，明确分析什么以及谁参与需求分析过程是一项重要能力。另外，由于教学设计系统的复杂性，对于教学设计者来说，第二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更新和提高……与教学设计及相关领域有关的知识、技能及态度”，于是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涌现理论的重要性，跨学科方法的价值，等等。

2.技术的持续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教育传输带来了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正在发展的社会性技术(如博客)使学习者能够进行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且硬件技术也在不断推出便携设备以支持随时随地学习的原则。

从技术的发展视角考察教学设计的任务与实践时，一个重要的问题逐渐显现，即设计者和使用者(教师、学生、培训人员、参训人员)的活动的区别逐渐模糊。尽管在已有的模式中通常假设教学策略、学习活动和学习资源是独立于传输环境而进行设计与开发的，但在目前的环境中，却容许所有课程参与人员一起承担这些活动。因此，有必要质疑谁是设计者，其角色是什么，以及在设计与开发情境下什么能力是必需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教学设计者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及其与当前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一致的程度。

在专业基础能力系列中，教学设计者的第一项基本能力就是“利用视觉、口头及书面语言等形式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当交互的对象有可能是处在不同时区、不同地点且只能

依赖合作性网络工具进行交流的人时，书面交流则成为主要的交互方式。这要求设计者的交流技能必须包含实时和非实时交互，当呈现教学信息时，他们应当有能力与虚拟环境有关的关键因素整合起来。在更多的情况下，教学设计者必须借助播客、维基以及移动电话等来接受和反馈信息。这时，传统的模式将被那些以新兴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模式所取代。

3.学习群体和学习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新生代学习者是数字原著民，他们正在参与处理学习内容并且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些内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要求学习者从多种角度去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并运用各种工具，从多渠道获取信息以丰富个人的教学和学习经历。因此，教学设计者必须面对来自新技术和学习者的双重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教学设计人员的能力也扩展至识别与描述目标人群的特点以及分析环境的特点。这一问题涉及到，真正区分目标人群的难易程度有多大?我们能够假设参训人员在多大程度上是同质的?同样，人们现在的学习环境也很难预料，例如，他们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或是在路上进行学习呢?尽管这些可能不应该是教学设计者确定的问题，但是教学设计者应能够帮助每一个参与学习的人，根据他们自己及情境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学习环境。

4.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即：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我们应更好地理解如何有效地利用或调整已有的设计和开发模型。例如，最近人们又开始对教育游戏和培训游戏产生了兴趣，研究者也在研究博客和播客如何增强学习经验。很多特定因素(如社会资本和可获得性等)对教学过程也会产生影响，满足来自多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的设计也是非常需要的。目前的教学设计模型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吗?教学设计者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来辨别这些问题?已有的能力是否有效，或它们是否需要重新确定?

设计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传输环境，并有效地满足这些多样化的需求?设计者不仅仅需要预测学习者将要和应该如何反应，他们有责任创造环境使学习者能够进行选择。基于以上讨论，与教学环境的实施和管理相关的系列能力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和重要性，例如，人们强调增进设计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总之，我们已经提到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对教学设计能力做出重新评价。学习理论、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教学设计者对整个教育过程的控制也在逐渐减少。基于当前的技术和社会变化，我们会看到，教学资料的设计者将不再开发那种预先规定好的完整的课程，而是只提出一个概念框架，让大量参与者和活动在动态的、变化的学习环境中进行交互。这对教学设计者的能力素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与实践

《手册》中有7章阐述设计与开发的具体研究内容与实践，下面我们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1.认知任务分析

认知任务分析(Cogmfive Task Analysis，CTA)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心理学与教育的认知革命中，是对教学设计技术的重大贡献之一。认知任务分析的重要性基于下列有力证据，即专家并不能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所做决定和任务所做心智分析的70％，因此即便他们想要支持培训、评价和工作辅助，他们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他们的决定和心智过程。认知任务分析运用各种访谈和观察策略，来描述专家用来执行复杂任务的外显知识和内隐知识，并将捕捉到的知识迁移到培训或专家系统的开发中。当基于认知任务分析的实作(per-formance)描述被用于培训和工作辅助时，对设计者和学习者具有极大的潜在效益。

认知任务分析通常在教学、工作、工作辅助或测试的设计前进行(或作为设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这些描述被用于开发专家系统、工作或任务能力的认证测试，以及为了获得新的、复杂的知识以实现绩效目标而开展的培训。在做认知任务分析时，目前常用的技术类型有观察和访谈、进程追踪、概念性技术以及认知任务建模，这些任务分析方法基本上遵循五个步骤：(1)搜集基础知识；(2)识别知识表征；(3)应用焦点知识抽取方法；(4)分析并验证所获数据；(5)根据预期应用对结果进行编排。

为了实现任务分析方法在教学中的最优化应用，需要把任务分析方法与培训设计模型进行充分整合，以促进学习目标、实现目标所需的知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以及适用于所需知识的教学方法之间的一致。目前，主要有三个系统采用了这一方法：整合型任务分析模型(1be Integrated TaskAnalysis Model，ITAM)、指导性经验学习(Guided ExperientialLearning，GEL)以及四要素教学设计(the Four-component In―struetional Design，4C/ID)系统。其中，4C/ID模型得到了最广泛的开发，它把“学习任务、支持性信息、即时信息、部分任务练习”作为教学设计的基本要素，主要运用认知任务分析来完成四项任务：(1)将复杂技能分解为技能层级；(2)对任务集当中的培训项目进行排序；(3)分析复杂技能的非重复性方面，以识别认知策略和心智模型；(4)分析复杂技能的重复性方面，以识别规则或程序以及产生有效表现的前提性知识。

据预测，下一代认知任务分析研究的议题主要有：(1)对专家自我专长的觉知和捕捉无意识知识的策略的关注；(2)对自动化的、无意识知识的大量研究，需要更广泛地整合到教学设计或教育心理学家的实践中；(3)成本有效性与成本一效益研究。人们在正规学校情境下很少把学习时间的减少看作一种效益，但在商业和政府场景下，时间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发现哪些条件下能够节省时间，哪些条件下不能节省时间，这将是认知任务分析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有价值的附属产物。

2.设计语言

在复杂的技术世界里，设计不再被看作是一种个人活动，需要团队完成。每个设计师可使用不同的设计语言，但若想使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团队高效工作，并和各方利益相关者交流协商，就必须甚至在基础层面上都使用公共的设计语言和标注系统。因此，设计语言对设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人们应当越来越重视设计语言作为共享设计过程的工具的重要性。

这同样适用于教学设计领域。不同的设计领域有不同的问题和问题情境，教学设计面临的是教学实际问题，因此，也会产生教学设计的设计语言。教学设计的设计语言，能够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审视教学设计、教学理论、教学设计理论以及日常实践，由此可加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许多设计领域中，关注设计语言及其应用已经使得生产力和创造性大幅提升。设计语言并非是一种新发明，相反，它们是对每一个设计领域中设计者做事情的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在教学设计领域，研究教学设计语言，可以帮助激发严谨的设计实践；规划设计领域的新发展；为不断变化的设计

领域提供历史背景；将一个设计领域的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它还能够：(1)改进教学设计各个阶段的支持工具，从最初的理念到完成设计之后的文档；(2)进一步明确设计决策与结构、特色以及设计品质之间的关系；(3)改进技术以促进教学设计团队的组建并使其迅速向高产出活动迈进；(4)改进培训新教学设计师的方式方法；(5)给新设计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考虑设计团队中许多专业成员所使用的设计语言的范围对教学设计之本质及其新过程的全新理解，这些新过程根据设计问题调整设计过程。

目前，对于设计语言研究的一些方向及其潜在的应用主要有：(1)鉴别、整理和研究现存的设计语言；(2)从现存语言中抽取一些原则，并学习有意识地应用它们；(3)通过联系理论获得良好的语言基础；(4)考察引起新设计语言的那些语言生成原则；(5)生成良好界定的语言和语法；(6)创造突出设计者语言而非计算机语言的工具；(7)用设计语言重新界定设计过程；(8)探索本体与设计语言之间的关系；(9)探究可计算教学设计语言及其在适应性教学经验中的作用；(10)探索设计中语言应用的社会维度；(11)探索设计语言应用给设计团队带来的积极经济收益；(12)探索在其他设计社群中从设计语言应用中汲取的教训；(13)探索设计语言在新设计教育中的应用；(14)探索设计语言在保护新技术和促进它们在利益相关者中应用的作用。

3.设计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工制品

在很多设计领域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设计过程中广泛地使用或关注人工制品工具。这些人工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过程制品(process artifacts)和产物制品(productartifacts)。过程制品包括多种类型的草图(sketches)(如概念图，决策图，透视图，等等)及文档，这些文档通常是在真实设计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产生的文字报告。产物制品是已完成的设计作品的集合，包括教学材料、最终文档、用户文档、演示材料以及在评价或体验设计产物后留下的片段性记忆。它们的收集和传播是以先例(precedent)形式进行的。这些被收集和传播的先例既包括制品本身，也包括研究、评价或完善这些制品时所留下的东西，如记忆(memories)或图式(schema)等。

在教学设计领域，一些值得注意的收集和传播先例的努力确实存在，如1905年建立的圣路易斯教育博物馆(the SlLouis Educational Museum，最终成为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的音视频系，附属于其他系)是最早做出这种努力的。1946年，Indiana University的Ole Larson开始通过购买大英百科全书的资料或其他渠道来建立教学电影图书馆，等等。尚未发现在教学设计领域有大量的相关先例材料或者是以学科范围的努力来传播这样的先例。

在将人工制品当作设计工具这方面，当前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研究如何将草图绘制和先例的使用有效地结合于教学设计活动之中；(2)决定在运用先例作为教学设计的表征中构建严密性和应用性的要素；(3)探究在该领域中制作与使用先例的投入所面临的阻碍与促进因素；(4)为将“设计者式的认知方式”(designerly waysof knowing)结合于教学系统设计教育而制作教法指南，等等。

4.设计与开发团队的社会影响

设计与开发团队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其范围之广涵盖了教育软件的开发。设计者和开发者的工作发生在两个层面上，即具体设计(Design in the Small，DIS)和整体设计(Design inthe Large，DIL)，前者指向某一具体革新，后者旨在改善现存状况。作为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设计者和开发者要有系统观。对于教育而言，这要求我们在项目初期和后来都要考虑教育的需求与情境、评价团队工作为本领域中做出的贡献的价值。设计与开发工作不仅是对社会中的更大问题的回应，他们通过其设计开发的系统在实践中的实施或运用，对社会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所以，构建一个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建设性的设计与开发团队非常重要。文章中给出了设计与开发团队要进行有效合作来提高绩效，以及需要考虑的内容，非常有指导意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希望读者参阅原著或即将出版的翻译版本)。

当前设计与开发团队应在教育的系统变革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包括：(1)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组织团队；(2)了解并应用关于教学和学习的研究成果；(3)就教育中技术的持续性评价进行研究；(4)关注设计与开发工作的社会影响。这样，设计与开发团队就成为共同的创造者，为教育的系统变革而投入更多的努力，通过自身变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5.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与开发

教学技术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使设计和开发出的产品，既能高效地支持用户的学习和表现，又能让用户满意。当前有两种类型的设计和开发的方式：一种是以产品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它主要关注产品的研发。另一种是以过程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它要求设计者基于人们学习、工作和交流(如使用)的情境来看待整个设计过程，在开发过程中，产品的用法将随着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变化。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开发(User-centered Design and Development，UCDD)是以过程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其理念就是要将用户置于从计划、设计、实现，到测试整个过程的中心。

UCDD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技术学取向的子循环。其观点是将人们活动的社会和认知的分析融入设计，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因此，UCDD的设计取向强调用户需求并将这些需求贯穿在整个过程中。UCDD的主要组成要素有：用户参与、情境分析和迭代设计。其中，用户参与在UCDD过程中至关重要，用户一定要积极地参与整个设计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让用户在设计的开始和产品测试阶段做咨询。用户参与的程度可以分为与设计者的直接交互、长期参与设计过程、整个系统设计中的广泛参与和在设计决策中保持重要的控制程度这四个层次。情境分析是指UCDD要在情境中考虑用户的工作需求，设计者必须将人、环境、工作实践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到设计中，以开发出一个丰富的学习和信息环境。为了应对设计中不断发现的问题和取得的进展，必须进行反复测试，这种迭代设计的过程是在一种在行动中反思的方法。

UCDD有多种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如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PD)，快速原型法(Rapid Prototyping，RP)，用户友好的设计(User-friendly Design)，多元化预排设计(Plural-istie Walkthmugh)，基于情境的设计(Conmxtul Design)，合作探究(cooperative Inquiry)，情境化设计(situated Design)，用

户设计方式(the User-designer Appmach)，ID2教学事件处理框架(ID2 Transaction Shells)，循环和反思的设计与开发模式(Recursive and Reflective Design and Development，R2D2)，解放式设计(Emancipatory Design)和用户设计(User Design)等。

快速原型是软件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在教学设计领域内，快速原型法被看作设计和开发阶段的一种形成性评价的可选方法，具有突破教学系统设计传统模式局限的潜力，通过这个模型能从用户那里尽早尽快地获得基于用户需求的反馈意见，适合用于以下情况：(1)案例涉及很复杂的因素，因而很难进行预测和预言；(2)项目已经用传统设计方式进行过，但没能取得满意的效果；(3)新情境中，没有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当然，使用快速原型法，需要一系列快速的迭代测试和重新修改的循环，这些测试和修改伴随着用户们直接参与到产品形成的过程中，直到产生被大家所接受的版本为止。

目前，即使UCDD的目标是让用户处于设计过程的中心，但在许多情况下对“为谁设计”与“与谁一起设计”两种取向的取舍，成为了一种哲学和实践的考虑。在“为谁设计”的取向中，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担任领导作用；而在“与谁一起设计”的取向中，强调用户在过程中的所有权。设计者在尝试实施UCDD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上所述的设计过程中用户参与的有效融入设计的问题，获取和保持足够的资源(时间、资金、工具和场地)以支持设计的开展的问题，等等。

6.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开发工具

现在的教学设计者可以选择丰富的创作和在线学习开发工具。随着学习技术的发展，人们期望技术可以提供一定的教学设计指导，并使新手开发者可以制作出合理的在线学习内容。因此，从设计和开发的视角探究那些教学设计者和新手开发者最常用于制作在线学习内容的工具、不同开发工具所提供的教学设计支持类型，以及这些工具是如何(或者不能)影响满足教学需求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文章中主要介绍了一些目前广泛用于分析工具的分类系统。

(1)标准化写作工具。写作工具最早就是设计用来帮助非编程人员方便地集成各种媒体对象，预先构建脚本编码以创建辅助教学的学习应用。写作工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模板引入阶段，这样的设计基于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促进课程内容快速开发，二是为新手开发者提供相应的教学设计指南。模板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为不同类型的教学干预活动提供好的设计与想法的实例。这些标准化写作工具主要有Flash、Dreamweaver、Authorware等。

(2)前端设计和自动教学设计(Autom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AID)工具。从另一个方向解决设计和开发任务的是一组特殊的应用软件，它们在教学开发的前端提供指导。这些应用软件在功能和目标上也各不相同。有些是为生成高水平的教学设计文本而设计，有些则纵贯整个开发过程：从开发的前端设计到生产阶段。作为一种设计和开发工具，这种软件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设计向导，这些向导的目标服务对象是新手设计者和领域专家以及其他负责教学开发的人。这些代表性的工具类型有AIM II、The Designer’s Edge(Allen Com-munieatlnn)等。

(3)仿真和游戏工具。仿真和游戏开发工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教学设计指导在交互界面上往往不是很明显，相反，这些指导来自于高智能、高灵活性的仿真或游戏，而这些仿真或游戏是为了达到特定的学习效果而设计的。这些工具带来的教学方面的主要益处是：学习者可以获得深度的交互和丰富的反馈。仿真工具有软件仿真工具、软技能仿真工具和硬技能，技术仿真工具三类。

(4)团队开发或者工具以及组件写作工具。自2000年起，一种新型的教学开发工具逐渐发展起来，作为商业上可行的开发在线学习选择，它已经开始受到关注。许多当前广泛使用的传统写作工具都是桌面应用，也就是说它们一般一次只能由一个教学开发人员创建交互。但是，这种新型的工具是基于组件方案(groupware projeets)的，在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在线学习。它有多个互相协作的内容制作者，每个人负责开发比较大型的课或者课程中的一部分学习内容和交互练习。如与学习内容管理系统(Learning contentmanagement syatems，LEMS)相关的Evolution、TotsllCMS等软件。

尽管在一些类型的开发工具中已经以各种形式内嵌了教学设计指导，但是仍然需要大量的创新和研究，以创建能够消除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教学设计专门知识需求的整体系统，从而让未经培训的设计者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创建在线学习课件。

三、评　价

《手册》中在“设计与开发”专题中提供了两章有关评价的文章，一篇是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另外一篇是评价的模式和方法。如果说前者是评价的设计，与“设计与开发”相关，那么后者应当是属于纯“评价”的范畴。但是，因为，《手册》没有设单独的评价主题，因此，将“评价的模式和方法”和另一章与评价相关的文章――“基于技术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放到一起进行介绍。

1.评价的模式和方法

(1)一般项目评价的模式和方法。作者阐述了三种一般项目的评价模式和方法，即决策评价法、自然主义评价法、Kirkpatriek的四等级评价法。所谓决策评价法，就是评价者把重点放在如何帮助教育决策者上，如Stufflebeam提出的背景(context)、输入(input)、过程(process)和产品(pinduct)(CIPP)模型，还有Patton的以利用为中心的评价――即评价的目的是为让决策者利用评价结果的信息服务，等等。

自然主义的或定性的评价方法，是指让评价者自由选择收集、分析和解释数据的方法。Stake的应答性评价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Stake主张评价者要对所有评价听取人的信息需求做出反应，且在汇报项目的成功和失败之处时，要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Kirkpatrick既不强调与决策者进行协商，也不喜欢自然主义方法。他提出评价者必须关照的四个层级：反应、学习、行为和结果。“反应”指的是项目参与者对项目的满意情况；“学习”指的是，作为参加项目的结果，参与者参加项目之后改变态度、增长知识或提高技能的程度；“行为”指的是参与者在学完课程后行为改变的程度；“结果”指关注作为学完课程的成果――组织机构发生的持久的变化，如生产力的提高、管理的改善或质量的提高。

(2)技术评价的方法。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般项目评价的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基于技术的项目评价。文章简单介绍了目前已经形成的一些用于评估基于技术的学习框架，如

SECTION模式，要求以技术对目标学生的适用性、它的易用性和可靠性、费用、教和学的因素、由技术支持的交互性、组织机构问题、技术创新以及课程安装和更新的速度等为标准，对两个或多个在线教学传递模式进行比较；分布式评价方法，即对技术进行大规模地纵向评价。他们强调要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阐明评价的目标，要使用包括从问卷和非正式课堂测验，到标准化测试等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定性和定量测量方法，要设计一个时间足够长的研究，使得研究者可以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学生的变化，要收集当地层面的数据，并把它们输入到一个系统的知识库中；还要提供针对不同听众的反馈，等等；背景(Context)、交互(Interaction)、态度(Atti-rude)和结果(Outcome)(CIAO)框架――“背景”维度主要关注技术如何适应课程，以及技术在哪里和如何被使用；“交互”指的是学生如何与技术及其他人相互作用；而“结果”指作为使用技术的结果，学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态度”，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说明)；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课程评价“七原则”评价方法和美国心理学会有关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14项原则清单(见http：//www.省略/ed/lcp2/lcpl4.htm)等。

尽管基于技术的项目评价方法有很多，但是，当评价者面对基于技术的项目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设计一个研究方案，且该方案能为他们提供改进设计所需的反馈信息，或能提供证明方案有效的信息。如何设计基于技术的项目评价研究方案?首先，评价者要找出评价听取人对评价的期望，以及他们想获得与项目有关的何种信息。第二，在掌握了期望和信息需求之后，设计研究方案。如果利益相关者想证明基于技术的项目是有效的，那么就可能需要进行实验设计；如果利益相关者想获取如何改进项目的信息，那么非实验设计或定性方法可能会合适。第三，制定好研究的基本设计方案后，确定评价数据的来源。在定性评价中，多种数据源的应用是一种标准的做法。在实验研究中，其他定性和定量的数据来源也可用来帮助我们解释和说明从相关测验中观察到的差异。最后是评价结果的。

2.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的设计与验证

“绩效测量”是指对学习、技能、习性以及成就等领域以一定约束条件或标准化形式进行系统抽样，目的是为了得到能用于推断一种干预能否发展相应的能力或特长的结果。对学生的推断可能包括根据分数对应答者进行排序，预测在不同背景下学生的未来表现，或分析学习结果与教学之间的关系等。

自从计算机技术出现以来，对教学或学习干预措施的结果测量已经发生了改变。基于技术的结果测量的效度衡量包括六个方面：(1)应阐明测量中的认知需求范围、复杂程度和取得成功的子任务等；(2)场景或话题等案例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应该能够详细说明和描述感兴趣的领域，而不应是随意的某部分内容。应当详述并利用对内容抽样的系统化程序；(3)应当证明成绩的稳定性(在一定时间范围)和一致性，或者确保结果的可靠性；(4)应当确定绩效标准或者建立绩效分类体系，一般是根据参加测试者专业知识的不同及其已有水平推断而出(例如，专家――新手对比)；(5)应当提供参加测评者遇到与教学情形相似但是不同的情况下，具有迁移和概括能力的证据；(6)获得常规的证据证明练习会得到公平的结果，也就是说，测量结果应当与不予测量的因素无关。

当明确了基于技术的结果测量效度标准以后，在进行基于技术的绩效评估设计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认知需求：在设计绩效评估时，应当在设计的初期阶段就明确评估需要测量哪些方面。

(2)领域表征(domain representation)：领域表征是对知识、内容、能力、兴趣、态度以及其想要评估的其他结构等给予精确的描述。领域表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评估开发人员从领域中抽样，以便所设计的任务能够代表领域中比较重要的知识和技能。任务也必须能够体现新手和专家绩效的不同。

(3)任务描述：任务描述(task representation)是学生参与的评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如何观察和收集学生绩效表现进行详细说明，是对学生能力做出推断的基础。任务描述包括产生绩效的主要领域(例如，知识、技能、行为、态度及其它属性等)，刺激材料(如，学生将要进行交互的提示和材料等)，测试形式(如，基于纸质还是基于计算机)，测评和学生反馈的形式(如，选择性反馈、建设性反馈、点击流等)，测试细节(如，背景、时间限制)以及与测量密切相关的计分方法等。

(4)设计模板和对象(design templares and objects)：人们试图寻找能够同时提高评估数量和质量的有效而又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这推动了任务设计自动化的发展。评估设计与传递系统(the Assessment Design and Delivery System，ADDS)的建立就是为教师提供创建评估的工具。通过ADDS，教师能够利用评估对象(例如，新的或预设的提示、信息资源等)来建立自己的评估。

评估中基于计算机的评分方法主要有三种：基于专家的评分方法、基于数据驱动技术的方法和领域――建模方法。基于专家的评分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将专家的绩效表现作为一个参照物或者基准来与学生的绩效进行比较；第二类是根据不同的任务变量模拟专家对学生绩效评分的方法。基于数据驱动的技术将学生的绩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机器学习(如，人工神经网络)分析。

尽管计算机支持的数据收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但是参加培训人员学习过程的形成性信息也非常重要，未来的评估结果必然将综合考虑过程信息来建立学习者档案(而不仅仅是分数或分类)，这些档案中将包括一些域独立的组成部分，可以从学习者的反馈(而不是能力倾向测定)中对学习者其它的系列任务成就做出预测。另外，更多的关于本体方法的自动操作和证明的研究，也将不断充实绩效测量及其效度的知识。

四、整体变革

在教育技术领域。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提供的技术，无论是新的还是经过改进的，会让我们的课堂和组织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少这样。相反，我们见到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渐进而又微小的变革，对学校制度或组织很少有实质性的技术影响，这些情况应引起教育技术领域对理解和促进变革的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1.变革的职责

变革的职责体现在其促进变革的行动，这种行动重点是在对社区、组织和相关人员的辅助上，辅助过程是以许多变革理论方法为基础的，如个人/组织的变革理论、发展变革理论、扩散理论等。

个人/组织的变革理论也许是一套与变革职责有关的最复杂的理论，无疑也是关系最密切的理论。Lewin把变革看成一个解冻――变革――再冻结不断循环的过程。1971年Burke和Schmidt提出了一个较少循环的变革理论，他们认

为，团队是研究组织变革一个较适当的分析层次。在该组织变革理论中，插曲式变革(episodic change)和持续性变革(continuous change)是有区别的。插曲式变革的观点认为，小的、渐进的那种长时间的变革会被短期的、不连续的、激进的短期变革打断。在持续性变革中。组织的行动以团队个体成员寻求满足其社会和职业需要的行为为基础，因而组织的行动方式是难以预料的。Weick和Quinn认为，在持续性变革中“组织各个部分不断做出微小的调整，这些调整积聚起来引起实质性变革”。

发展变革理论采纳传统变革理论的观点，但它超越了对个体部分的重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理解整个组织系统中变革是如何产生的。系统变革理论提出了“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s)，在远离产生变革的起始点会出现混乱，就像将一块石头抛入池溏发生的情形；另一个将变革视为一个发展过程的理论是“基于关注的采纳模型”(Concerns-BasedAdoption Model，CBAM)，在这个模型中Hall和Herd将潜在采纳者对特定创新的态度划分为七个关注阶段，这些阶段从不了解创新到关注创新如何适合现有组织，到调整创新以超越最初意图。

扩散理论关注一项创新所遵循的非常难以预料的路径，从概念到实施或被抵制的各个分叉的终点。Rogers提出了影响采纳率的五个创新特征：相对优势――创新优于现有方法的程度。潜在采纳者越是认为创新比现有方法优越，扩散就越快。兼容性――创新与采纳它的工作环境和谐的程度。如果创新不被环境接受，就不会广泛的扩散。复杂性――采纳者更有可能采纳他们能理解的创新，他们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学习。可试验性――在大规模的采纳前，创新可试验的程度。用户更有可能先进行试验，如果创新不会让他们付出什么，他们就会采纳。可观察性――如果那些尚在犹豫的人能看到早期采纳者的收益，则创新更有可能迅速扩散。

基于这些变革理论，对K-12学校变革的职责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变革的职责有以下几个核心思想：(1)变革必须连接组织和组织所处的环境；(2)K-12变革完全依赖于教师改变；(3)变革是愿景的建立者，而不是技术人员；(4)建立服务于培养个人和集体能力的专业社区；(5)成功的变革需要地方领导和外部的支持；(6)在所有变革中。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对非K-12学校背景如政府部门、企业、卫生保健组织等环境下的变革职责进行的研究表明，他们要求变革要具备突出的沟通技能和与松散耦合的管理者和雇员相互作用的能力。

2.教育与培训变革的系统设计

在工业时代，把学习者筛分成管理者和劳动者是很重要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标准化教育范式足以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然而，在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大部分工作要求学习者掌握诸如信息沟通、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等技能，而且对雇员也在工作积极性、自我管理和与他人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在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以个性化和以学生为中心，只有进行整体变革以创造一个全新范式的教育体系，才能满足信息时代的要求。

整体变革运用系统思想与理论，力求从一个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学习时间保持不变，而个人能够达到的成就却有差别)转变为另一种新的范式，而这种新的范式是专为满足信息时代的学生和社会的，其允许学生根据各自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其所需技能上并达到熟练程度。对不同的人来说，整体变革在教育中具有不同的含义。Squier和Reigeluth确定出四种不同的含义：州际变革、学区性变革、校际变革和生态性变革。生态性整体变革是基于一种对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其整体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理解，其含义是通过运用社会系统固有的那种有机的、相互依存性来更好地体现系统概念和系统思维。在进行教育与培训的系统设计时，需要遵循相关的原则，如系统思维、设计理论、理想化设计，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思维方式与文化，参与式领导，共同愿景，学习型组织，奇异吸引子以及杠杆作用。

同时，系统设计也有很多具体的模型，我们这里对它们进行简单介绍。

GSTE(Guidance System forTransforming Education，GSTE)是由Jenlink等人最先提出的，是为促进整体变革的一个过程模型，旨在为K-12学区范围内的整体变革努力提供过程性的指导方针。GSTE的核心价值观是：关爱儿童；共同进步；协作；共同语言；社区；语境；会谈；文化；民主；思维方式的演变；促进者；理想愿景；全纳；义务均担；过程导向；准备就绪；尊重；责任；空间；利益相关者获权；系统思想；时间；整体性。

Duffy的“迈向卓越”(Step-Up-to-Excellence，SUTE)模式是一个过程方法论，旨在帮助地区领导者在整个地区内发起和维持改革。这种方法结合了学校系统转变的有效工具，包括前期准备阶段、重新设计整个学校系统、进行策略性的调整、评估整个系统的绩效、循环到下一个前期准备阶段几个步骤，通过循环进行、螺旋上升的步骤逐步趋向卓越。

Schlechty中心的学校改革领导力指导方针(Guidelinesfor Leadership in School Reform)利用全面和系统的办法，参与到学区转化过程中。同时还为学区改革活动和与Schlechty中心合作的学校改革活动提供了理论与基本框架。理论包括变革理论和参与理论。基础框架有两个，一是10个学区标准的框架，有助于提高领导人评估和建设系统的能力，使整个地区的目的一致，并从以下方面专注于核心目的：(1)提高对变革必要性的共同认识；(2)制定共同的信念和愿景；(3)以学生为中心，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4)开发参与式领导机制；(5)开发结果导向的决策机制；(6)开发可持续发展机制；(7)提供持续的支持；(8)培育创新精神和灵活性；(9)采用技术；(10)培育合作精神。二是让学生学该学的东西(Working 0nthe Work)，要求每个人都为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和参与性的工作，使学生学习到学校、家长和社会希望他们学习的东西。

Hammer和Champy的业务流程再设计／再造(BusinessProcess Hedesign/Reengineering，BPR)是一个管理方法，考察公司或企业各方面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提高现有工作流程的运作效率。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基本的方法，它重新设计公司的核心工作流程，修改或者删去没有价值的活动。他们确定了四个与系统再构建有关的重要主题：(1)基本原则――可以允许弄清楚活动的法定原则和假设，一旦这些原则和假设得到确认，就必须用于一个全新系统的重新设计中；(2)根本性的――组织变革不能零敲碎打，必须进行整体变革；(3)显著性的――变革应使系统绩效有大的飞跃，再造不是边缘的变化；(4)过程性的――变革必须是面向过程，不能把重点放在个别任务上。

Ackoff的理想化系统设计(Idealized Systems Design)方法为机构变革和企业重组提供了设计策略和实施计划。理想化系统设计的过程包括以下阶段：确定混乱现状(感觉并意识到现实情况)，制定最终目的(将去哪里)，设计具体方法(怎样到达)，规划资源(需要提供哪些资源才能到达)，实施与控制(边做边学)。

五、小　结

教学设计是“设计”的子范畴，是一般设计的特例，因此，关注设计领域的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并合理迁移到教学设计与开发领域，可能给教学设计与开发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新时代，学习理论和观点不断发生变化，教学设计的理论与观点也因而发生着改变，技术日新月异，并为教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社会经济和环境发生着变化，等等。这一方面，呼吁教育的整体变革，呼吁对教育或培训系统重新进行系统设计，与此同时，也对教学设计与开发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责编：陈　嫒

教育技术研究论文:“十一五”全国教育技术研究重点课题《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区域推进策略研究》设计思路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通过五年多的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硬件设施建设与“校校通”工程方面的成果比较显著，但是，在实际应用层面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硬轻软(重硬件建设，轻实际应用)；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效益)不知如何；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优质资源缺乏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共享，而且低水平重复开发严重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区域推进”的动因。“区域推进”的目标聚焦在信息技术在教学全过程的广泛应用，并在应用上有所创新，善于发现和培育一批有效应用的典型，充分发挥其辐射和示范作用，通过“以点带面，以面促点”，最终达到整个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和均衡发展。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创新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加快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迎接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是迫切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当前，国内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并进行了本领域的初步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与我国首个教育技术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推出的“教育技术应用实验区”行动计划中，以“区域推进”为核心内容，对实验区进行区域推进的计划与实施操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　育部重点课题《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优势互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也采用了以点带面、区域推进的策略，通过课题研究实验区，全面推动了整个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但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策略的全面系统研究，从区域发展模式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目前在国内外还十分欠缺。由此可见，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选题意义，其主要表现在：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内驱力来源于一个地区对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前瞻与追求，是对教育挑战的回应，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的互动过程。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既是信息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又是教育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是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基础，只有根据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之路，才能促进国家整体教育信息化健康、协调地发展。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是实现区域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增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转化为决策的可操作性，推动我国宏观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与教育政策、区域教育发展战略相关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建设，大大丰富教育信息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

从关注技术教育应用的表面转向关注各学科的渗透，使不同学科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得以实际提高，从而克服信息技术应用的表面现象，通过以点带面，实现真正的应用普及与提高。

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最大共享。

从关注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关注实际应用的效益和效能，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特别是规模效益。

从关注短期行为转向关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教育信息化的短期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关注个别学校的实验转向关注成片的联动，产生区域的规模和质量效益。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研究目标

(1)剖析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实质与内涵。

(2)分析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影响。

(3)建立适合国情的科学的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

(4)构建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模式。

(5)建立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成本效益模型。

(6)健全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保障机制。

2．研究内容

(1)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实质与内涵研究。

(2)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影响研究。

(3)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研究。

(4)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模式构建研究。

(5)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和效益研究。

(6)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保障机制研究。

3．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教育信息化的区域推进以实际广泛应用作为区域推进的前提，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为基石，以规模效益为抓手，以提高教与学的质量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全面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构建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模式，建设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成本效益和保障机制研究。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1．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区域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第一线教师为主体，以智能数字化平台为研究工具，以专家指导为纽带，强化过程研究，注重阶段成果；借鉴国外同类课题研究的成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本课题遵循的研究路线是：理论先行，科研领路，注重实践，即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实验――模式构建――总结实践，使研究逐级深入，螺旋上升。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将综合运用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比较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实行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区域实验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调研、统计数据分析、模式研究法、专题研讨、行动研究法、案例分析和专家咨询等多种研究方法，选择不同地区进行实验研究，确保课题的科学性并努力有所创新。

(1)有关理论依据的研讨及国内外相关经验的研讨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

(2)外出调研及研讨等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

(3)模式建立主要采用模式研究法。

(4)方案等的制定和完善及是否和实际相吻合，主要用案例分析法、调查法。

3．技术路线

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应用为依据，紧密跟踪国内外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创新性研究，发展新的理论与技术，持续不断地将新成果及时地融入到对于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策略研究中来，使该研究不断丰富、完善。技术路线的具体实施方案为：

(1)制定科学完善的课题实施方案。

(2)综合集成我国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已有的研究成果。

(3)课题组成员定期召开研讨会，汇集阶段性研究成果，确定下一步研究重点。

(4)利用网络数字化平台为研究工具，注重模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