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03:06:21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经济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1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
。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本文作者：希罗科拉德
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往往把事情仅仅归结为确认成就。与此同时，把经济转入集约化轨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改善居民供应、克服消极现象等许多迫切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特殊的方式为延缓解决业已成熟的任务做辩解。今天，在党宣布和实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③在所有这些场合党宣布了某种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后来又被认为是错误的，被遗忘了。而经济学家每一次都要论证其伟大、其现实性，并研究达到目标的道路。稍后相关的著作也同样被遗忘了。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共产党为解决其意识形态任务而建立的（虽然不仅限于此）。而由于党的方针不断变化，即使被认为苏联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很快就过时了。#p#分页标题#e#
现在只有其中的少数著作还可以用来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些研究同部门经济相关的问题或者探讨经济研究的专门方法的著作，其作者因此尽苏联时期最大之可能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还与下面的情况有关，即它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取代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唯一选择，而当代世界经济思想被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只能予以谴责和批判。对十月革命前的多数俄国经济学家的遗产也采取贬低或者公然敌视的态度。需要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扭转当代俄国经济科学的落后状态。
一、和谐的理论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是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资本相对过剩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单单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达到抑制经济危机和充分就业的目的。
2.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9）在其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增加单位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增加的单位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给穷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和给富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相比，前者的满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给低收入阶层进行各种补助和救济，向穷人提供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共交通、降低房价及房租等社会服务，让社会上一切人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当，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社会福利随之增大。
3.艾哈德——《大众的福利》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提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保障观。在其所著《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效率、经济激励为前提；社会保障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保障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众，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国家的路走不通，主张全体公民的自主选择及自担责任和风险。
4.奥肯——把“馅饼做大些”
亚瑟·奥肯（Arthur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后，认为以机会均等促进经济，在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当经济“平等”与“效率”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牺牲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主张依靠国家对大企业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经济增长，扩大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等措施，由国家对收入再分配过程加以调节，以缓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在这整个经济战略中，提高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乃是全局关键。否则，即使把经济馅饼切得再均等，社会各阶层到时也会为分割这一块小“馅饼”而激化矛盾。
5.贝弗里奇——《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942年12月，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W·H·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1879—1963）勋爵，从英国获得长久的安全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又称《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有三种主要途径，1945年8月，英国工党执政，贝弗里奇的设计报告得以实施，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和谐的功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
1.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既是国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又是对初次分配留下来的贫富差距进行修正。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调节代际收入再分配和代内收入再分配。二是调节同代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减弱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的现象，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2.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其目标的：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机会公平的保障。二是维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三努力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当前，看病难，就业难、缴费难、维权难的问题还很突出，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建设问题。3.调整社会心理
人从需要到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过程，极易引起心理与环境的失调，这时就需要对这种失调进行调适。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扮演了调适人们心理与环境的角色：给人以满足感，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给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价值感。4.保护生存延续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种的繁衍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实现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都是现役劳动者必然要供养后备的劳动者和退伍的劳动者的循环反复。为了使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会保障，实现生存延续。
5.稳定社会秩序
按照美国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划分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彼此互助互济，在纵向上实现不同年龄劳动者的代际赡养、抚育，力求实现收入的“均等化”。这样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延续。
三、和谐的举措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解决好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能够获得物质帮助等问题。
1.扩大就业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并举的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缓解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助扶持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劳动者。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程度的重要指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是扩大了社会公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使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当前，要下大力气把养老、医疗、工伤这三个险种全面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全体职工，不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盖，而且做到实际参保全覆盖，真正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要针对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加快医疗保险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使城乡有别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合理。并应特别注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劳资冲突不断上升，集体争议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要通过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证劳动关系协调和谐。首先，加强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探讨建立整套应对劳资冲突的化解系统，加快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机制建设。再次，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设，使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健全权责法定、制度配套、监察高效、保障有力、行为规范、廉洁为民的劳动保障监察体制。
4.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并适时进行调整确定。政府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创造条件，不断探索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国家救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相互补充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财政社会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属于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科学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支撑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解决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摘要：经济学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对解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政策与技术选择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保障和谐论的基本理论及功能作用，提出了为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应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及推进实施。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保障；和谐社会
利益和谐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织一张给软弱者以救助、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对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摘要：本文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提出了“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描述，直观反映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与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建议。供都江堰灌区等“丰水”地区参考。
关键词：丰水节水型社会建设经济学
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进节约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术和生产结构。制定好流域水资源规划、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大节约用水投入，加强水资源项目建设，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推行计划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和器具、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解决“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本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在水权、水市场制度建立之前，建议国家考虑对“丰水”地区节水、调水区调水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专职节水工作机构和投入机制，加大节水行业的科研和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快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沿着Facebook的方向，再往前走几步，我们将期待怎样的未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 、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 “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关键词]权力；女性；性别差异
[摘要]女性获得解放来自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自身对其生育行为的控制，接受更多教育是女性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权力部门是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研究女性高管和女性政府官员，本文对男女在权力部门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企业中，女性能进入企业高管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但现存企业女性高管比例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女性高管在企业决策方面也和男性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而女性政府官员则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5-0080-10
一、导言
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显著存在，除了表现在消费、投资，而且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雇佣差异等等。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在欧盟，这个差距大概是15%，而在英国，这个差距为17%，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为23%。更有甚者，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这个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会更大：在亚洲，这个差异大约为35%，而在非洲大约为46%，在拉丁美洲，该差异会达到51%。而且这种差距无所不在，其差异由多个内在因素导致。比如，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都会导致性别收入差异。一项研究发现，当女性走上企业高层后，其性别收入差距会变得更大，男女高管的性别收入差异甚至能达到30%。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性别歧视不容忽视，而如何对其进行经验检验，从贝克尔（Becker，1957）和阿罗（Arrow，1973）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上，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雇佣过程中的歧视行为。然而，事实上，很多领域和职业都被揭示存在基于性别差异的工作雇佣过程差异。比如说，戈尔丁和罗斯（Goldin and Rouse，2000）通过研究交响乐团的招聘发现，当在主考人和应聘者之间拉一道帘子，从而采取“盲听”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对于女性音乐家的性别歧视。当然，这从另一面也说明了雇佣过程的确存在着性别歧视。
更进一步地，性别差异还表现在包括风险、竞争以及社会偏好等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效用函数，并最终影响其福利状态。研究发现，女性难以和男性以相同的路径抵达其帕累托最优。戈尔丁（Codlin，2004）的研究也表明，女性有工作但是没有职业，女性选择去职场工作更多地是为了生存而非进一步发展。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众多成功女性走上历史舞台，进入包括政治、学术以及企业经营等传统的男性领域，而且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那么，对这些女性而言，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通过研究这些有权力的女性其成功路径和福利后果，可以进一步探究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及瓶颈。而且，上述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差异的表现是否是女性和男性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如果女性愿意追求和男性在面对选择时相同的结果，现行制度环境是否提供给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抵达其目的的路径。继而，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而当拥有了更多发展自身的权力时，女性是否和男性有着同样的表现？怀着这样的疑问，本文梳理了社会经济学方面的相关文献，期冀能够得到更为稳健的研究结论。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避孕药的发明和政府政策两个层面梳理了女性获取权力的来源；第三节基于企业中的女性，综述了当女性拥有权力时，和男性在企业中存在哪些显著差异；第四节则从腐败这个社会问题出发，厘清了女性和男性在面临腐败时的性别差异；第五节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给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什么赋予女性权力：一个历史视角
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女性是如何获取发展自身的权力的，进而得到一个思路更为清晰的研究脉络。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来度量女性的发展。通常意义上，度量女性发展的指标包括以下几项：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职业等级、劳动参与率、初婚年龄等等。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研究发现，即便女性和男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女性也以比男性更快的增长速度在发展。戈尔丁等人（Goldin et al，2006）的研究也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与男性相比，包括收人及受教育程度在内的各项指标，其比率以起初很慢后来则很快的速度增长。比如说，1960年，完成本科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60：1，在读的男女比例为1.55：1，然而，到了2003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1.35和1：1.30。不仅如此，女性不单单选择接受更多教育，其接受教育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女性在中学开始接受更多的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教育。第二，在大学，众多女性开始选择和男同学同样的专业。第三，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女性开始不仅仅只有工作，而且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袁晓燕（2012）用中国的数据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一个人谋求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是进入高收入行业，而更高收入的职业总是与其专业技能紧密相连，所以当年轻女性期待拥有更高的社会参与率及社会认同度，她们就会去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改变她们大学的课程和专业。而且，职业的期许会激励女性选择更晚的初次婚育年龄。研究发现，女性选择更晚初婚年龄对其职业发展更为有利。当然，这一结论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女性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婚育年龄。是什么给予女性这样的自主选择权呢？戈尔丁和卡茨（Goldin and Katz，2002；2008）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山谷到山峰的转变（the valley t0 the summit）。而这些转变集中在那些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身上。为什么变化会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上呢？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食物和医药管理委员会的许可下，口服避孕药在已婚妇女中开始广泛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未婚女性也有权利使用口服避孕药。而这恰逢40年代出生女性的生育阶段。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而降低其在婚姻方面的成本，而且将避孕的主动权更多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终使得女性可以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相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其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都显著提高，最终表现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逐渐减小。
【摘要】西方经济学对于效率与公平的看法以及西方经济学错误的本质在于没有区分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经济学对其的批判以及分别从物质社会以及信息社会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效率和公平的看法。
【关键词】效率 公平 信息
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摘 要 目的:了解曲阜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分析肺结核病病人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特征,为改善结核病控制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问卷形式对调查对象进行逐项调查和记录。调查对象是曲阜市乡镇所有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的肺结核病人。结果:肺结核病人家庭经济水平较低,门诊费用与性别、年龄、报销费用有关。结论:农村因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的相对落后,依然是肺结核多发地区。患者的患病因素来源于个人、家庭和不同生活环境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对肺结核病人要实行免费检查与治疗和新农合报销政策。
关键词 肺结核 社会 经济学 卫生服务利用
肺结核是严重危害人类的传染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800万新发活动性结核病例,并造成将近300万人口的死亡,75%的病例正处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旺盛时(15～54岁),一个成年人患结核病将平均损失3～4个月的工作日,这将使一个家庭损失20%～30%的收入,如果患者死亡将平均损失15年的收入,结核病对社会经济造成间接影响[1,2]。据调查,曲阜市平均每年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00余例,由于肺结核病人治疗时间较长,如果不能正规治疗,极易出现耐药,并且这部分病人是传染源,能够传染给周围人群,另外在治疗期间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病人如果出现耐药,将花费2万～3万元用于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对病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我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近期,我单位结核病防治科对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肺结核病人进行社会经济学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601例肺结核患者。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由结核病防治科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询问方式收集原始数据,并有专人负责调查质量的控制和调查表的审核工作。
调查内容: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病人的一般信息,病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年家庭收入、支出情况、患病前后收入对比情况等。
统计分析:对原始数据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后,全部输入计算机,用ACCESS建立数据库。在计算机录入程序中设定了相应的逻辑控制及核查程序,及时指出调查填表和录入时产生的错误,有效地控制录入数据的质量。录入完成后,进行简单的逻辑统计分析,将异常值进行统计处理,最后将数据资料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单因素的统计分析。
自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以来,教育问题得到了各国重视。但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投入产出的关系出发,把教育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只要投入大,产出高,对社会的贡献就大。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高等教育投资对GDP的贡献大。我国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只对教育投资的规模及形式加以重视,却忽视了教育的质量、内容等,扭曲了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使学生的能力得不到真正提高。信息社会经济学因此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不足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教育是知识传播的途径,是人的能力提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知识迅速涌现的今天,人们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不断增长,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础性知识,高等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专业知识,它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把知识的获得作为教育的目的。一般来讲,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学生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而高等教育却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社会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达到增加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说并没有培育出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现代知识体系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传播知识的作用,是由我国的教育体制、社会观念等决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资本投入决定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育质量低下。从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内容和结构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较低,很多毕业生都只能纸上谈兵,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其次,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盲目,专业趋同现象严重,提供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传授的知识比较陈旧,高校的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毕业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2.教育体制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是文凭教育机制,这会使受教育者只是为了获得文凭或者分数,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另外,我国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识不能在我国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国比较缺乏的发展资源更加稀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我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今,我国一些大学生把追求文凭作为学习的主要动机,在学习期间缺乏追求知识的动力和压力。再加上通信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游戏的发展,一些高校学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中,学习敷衍了事,甚至投机取巧,这也使得教育传播知识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师素质比较低。教师担负着对广大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完善素质的责任,其自身的素质状况对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中有很多教师并没有掌握现代知识体系,或者虽然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学术研究水平较高,但教学能力不强,教学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的传播,促进知识的增长,从而缩小或者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把知识充分有效地传播给新一代。
1.转变观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它的目的是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应该首先转变观念,转变西方经济学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提高知识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较机制来衡量。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投入不是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投资越多对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资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主要应该取决于教育的体制、内容和结果等,资本投资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2.教育体制改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有效传播,从而达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须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进行改进。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属于文凭教育机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此,应设法建立素质教育机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培养受教育者的知识文化素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提高质量。同时,还应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做到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的需要。当然,还必须设法激励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动力,让他们有学习的压力。
3.提高教师素质。教师的素质对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响比较直接,他们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对受教育者知识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必须拥有厚基础、强素质的高校师资队伍,他们可以通过引进外国学者或者本国留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家自己培养。教师素质高,可以充分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教学水平。当然,这些也需要我国合理的教育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才能实现。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会规范作为促进知识增长的激励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顺利实现其作用,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强调教育体制、观念、教师素质的同时不能忽视像社会规范、教育基础设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总之,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知识增长,实现缩小或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