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9 1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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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在我国，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对制约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论文关键词]艺术素质 应试教育 课程设置 硬件设施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活力又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其人格及其人文精神的养成，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有关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要求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尤其是明确了地方院校要体现、落实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全国学校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明确提出，为提高大学生的音乐修养和人文修养，要求全国普通高校全面开设公共音乐教育课程。对高校从事公共音乐艺术教学专职教师的人数和限定性艺术类课程的学分都作了规定。2006年3月8日，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目的是推动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重点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开设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但是，我国高校除专业艺术院校和极少数高校外，大多数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和学生的艺术素质不尽人意。
近几年，我们与杭州下沙高校的艺术教师对所任教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100％的学生表示喜爱音乐，并认为在高校进行音乐教育很有必要。然而，在他们当中，能够识简谱的仅占2.6％，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占0.2％，而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笔者认为，当前公共艺术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提高公共艺术教育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艺术教育意义的理解和定位的偏差，在高校艺术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就是对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授。由此，在教学中往往不考虑接受者的艺术水准，造成曲高和寡、缺乏互动的状况。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是关于绘画、音乐、舞蹈等个体特殊能力的培养和塑造，把艺术与审美教育简化为艺术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致使有些有艺术专业的学校的艺术教育仅停留在专业学生或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层面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艺术团和个别节目的训练指导上。作为技能学习方式的审美教育，其个体的审美能力虽然会得到提高，但却削弱了艺术教育培养人的感性能力、个性以及创新能力的根本作用。有些高校领导者由于对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搞不清艺术教育活动与娱乐活动的关系，从而把一般的娱乐活动混同于艺术活动，把周末舞会、武术表演、周末广场娱乐活动等，统统视为艺术教育活动。认为艺术教育也不过就是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把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混同于艺术教育活动。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只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的精英教育，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艺术的熏陶，提升审美素质，形成健全的人格。也许有人会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是专业教育的事，加强艺术教育只是艺术院校、师范院校、最多再加上综合性院校的事。因此，一些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随意的状态，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不然。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随着创建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目标的确立，北京理工大学把加强艺术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列为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再如，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不仅科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对艺术教育也相当重视，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第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师资配备不到位。在一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间歇性、随意性和以活动代替课程、以讲座代替课程的情况，没有形成合理的满足学生需求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课程组织管理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开设的课程往往因校而异，学校之间、学生个体之间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悬殊。即使开设了少量的艺术选修课，每周也只安排两课时。且不能占用白天正常的上课时间，只准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这显然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规定，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共8门，但在很多地方高校这8门课中的戏曲、戏剧、影视课程开课率几乎为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笔者工作的单位有独立的艺术教育中心，但只有4名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他们要面对全校7000多名学生。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人数与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失调，或因缺少专职教师编制，教师学历、职称偏低。常常出现艺术类课程设置量少、面窄的情况。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使用的教材很多是艺术专业教材的翻版，有些甚至直接用艺术专业学生上课的教材来授课，致使很多学生因为听不懂而不愿意学习这门课程。同时由于对本土艺术资源的不重视，不能根据本地的地域情况和民族特点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也相对制约了大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
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硬件教学条件不够理想。学校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投入有限，使得教学设备简陋或设施、器材等匮缺。其突出表现在音乐欣赏课所需的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资料，艺术技能课使用的钢琴、各种器乐、电视机、VCD播放机、画室、画具、颜料等都十分缺乏。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学校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列入到年度预算中，在硬件配置上，依照教育部要求必备的艺术教室、艺术活动室以及艺术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所需的器材等都没有达到标准。这显然与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极不相称，影响了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艺术教育是高校实施美育最具操作性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没有艺术教育的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艺术教育注重使受教育者置身于多学科的实践性审美活动之中，获得审美愉悦的体验，收到触类旁通、相互借鉴的效果，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与灵感。爱因斯坦曾自我总结说：“没有青少年时代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成就”。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曾发出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多次提到“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目前，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都在积极地实施通识教育，尤其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性质、地位，公共美术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各个国家政府也都认识到艺术教育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加强艺术教育，普及艺术教育，推动艺术教育的深化，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美国有个“零点计划”，强调对国民进行人文艺术素质教育，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艺术为“核心学科”，要求所有高校实行“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充分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实践机会。英国的剑桥大学将艺术渗透到各学科进行教学，并把艺术作为检查、评估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俄罗斯的艺术教育历史悠久，普及率提高，它将艺术教育普及到了普通大学生乃至社会民众。这些对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有效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艺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艺术教育的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志之一。高校的艺术教育不仅可以弥补中学音乐素质教育的不足，而且对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对丰富大学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的音乐教育不是摆设，而是学校整体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校从2004年开始开设了“音乐与文化赏析”与“歌唱的训练与欣赏”选修课，参加听课学生人数从开始的每个班30多个人到现在的每个班超过一百人；学习动机也由原来的出于好奇或“挣学分”进而到现在的出于想真正地了解、学习甚至研究艺术；学习态度由原来的漠然，到现在的积极、主动地参与。参加学习的学生范围由原来仅有的中文、历史、音乐等文科专业逐渐扩展到了外语、生物、体育、美术、舞蹈、数学、计算机等专业。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原来不了解这门课程，但接触了这门课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建设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们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也发现了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艺术课程的学科建设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缺乏一套较为适用的、完善的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音像资料，课程结构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精英教育，也不是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而是普及的、平等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拥有明天。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特个性、富有审美情趣，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世纪人才。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各方面正在得到不断的拓展和丰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艺术教学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观念的更新、标准的出台、教材的建设、内容的拓展、手段的丰富等，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它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崭新的、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艺术实践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尚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尤其在地方工科院校遭遇的困难会更多，实施起来难度也会更大。从长远来看，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些问题。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 公共性 市民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之间权利关系不合理配置的反映，提出将公共艺术的核心从“公共性”复归为“艺术性”， 从而较好地解决我国公共艺术中关于“公共性”的冲突与摩擦。
目前，诸多急待变化的公共艺术实践及其面临的批评与指责，使公共艺术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质疑。批评界在针对当前某些艺术“公共性”的虚假命题的驳斥中，明确地指出公共艺术是一种“天生具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但是，本人认为，公共艺术当下呈现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不足以阻挡艺术回归公众生活的必然趋势。所谓“权力与民意” 的冲突与摩擦，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历经的震荡过程。
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击碎了政治国家的千年神话，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因而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现了人类由特权社会步入自由平等的大众社会的非凡历程; 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由群体活动和团体价值期望走向个体活动和个性价值追求的伟大进步，并日渐形成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②。与此同时，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将艺术从教会和宫廷中解放出来，并把艺术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转变为一个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对其展开“业余的自由判断”的世俗化特征——公开展览，从而使艺术作品超越了专家而与大众直接接触，而“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③对应于艺术与教会、宫廷的分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美术馆的封闭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的自立性、参与性与主动性。可以说，公共艺术政策是对市民社会理论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价值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则为公共艺术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封闭循环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及至“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开始现代公民精神的建构。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大旗以及倡导“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的呼声，却几近淹没于内忧外患的烽火狼烟之中。而时期的集权垄断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领域的拓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相似，公共艺术也同样具有后发外生特征，而缺乏自发自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艺术也是由国家和社会精英赋予公众，而不是公众自觉要求的。消极公民意识的历史积淀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常常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所谓的“公共性”因此无从谈及，公共领域广泛多元的理性价值批判更难以形成，市民社会理性也就无法上升为公共理性。当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献引证基础之上的公共艺术“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国也有”的情结，而忽略了公共艺术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语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自由对话平台之上的长期交互行为。忽略公共艺术与社会宏观发展进程的文脉关联，缺少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领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生产不仅直接反映出艺术领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反映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间的分野、冲突与整合。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关系便越发复杂和突显。当前我国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处境，以及批评界围绕“公共性”价值兑现而展开的争议和辩论，都深刻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等多极权利关系的分歧与摩擦。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价值真空，以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的腐败、权力滥用和官僚主义等现象，都极易造成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迷失，从而导致权利关系的不正当交换与纠缠。事实证明，那些浪费纳税人金钱、践踏艺术尊严、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艺术家借“艺术”的名义而不惜扭曲个人艺术追求，盲目迎合不正当权力的青睐而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形态。以公共精神为诉求的公共艺术，在话语权争夺以及权利交易的过程中反而沦落为一种编织精致谎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进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揭示出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渐进性过程。只有培育出一个成熟理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离心性和对抗性才可能根本转化为有机互动的统一体，公共艺术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将公共艺术由后发外生型转化为自发内生型，即由国家向公众的附加，变为公众的自觉需求，是确保“公共性”建构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我国的推行，必须通过“政府推进”与“公民演进”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推动，进而形成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加强，艺术的公共精神将会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现。与此同时，对公共艺术的探讨也逐渐会从以“公共性”为重心转向以“艺术性”为重心，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最终将以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得以呈现。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论文摘要】公共艺术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之一，其需要向社会的公众靠拢、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承载公众的共同经验与记忆、体现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众真正产生良性的沟通与互动，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艺术的设置应该以少数精英意志为依归还是以体现公众需求为考虑；应该强调公共性还是艺术性，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公共艺术辩论中最有争议的议题。
一、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条件
公共艺术的关键在于作品是否体现出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最基本的条件。孙振华先生说：公共性的前提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肯定和尊重。没有这些前提将没有公共性可言，也没有公共艺术可言。因此，怎样能体现出艺术作品的公共性，就是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公共空间是公共艺术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公共空间，一般地讲，就是广大市民自由进出的，进行相互交流，休闲娱乐以及从事社会公共关系等活动的室内外环境。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 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封闭压抑，城墙与院落的建造，都是阻断式和包围式的，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决不轻易对外公开，更不能与人共享，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除了大众参与行政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可能。一般情况下广场的功能仅限于教化与宣传的场所，而忽略或不提供大众交往的条件。在很多特大广场上，仅有一座明显的高大纪念碑，而不提供座椅，使大众置于只有景仰的被动地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型史诗性叙述的时代已经过去，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开始从城市中心逐渐退出，公共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实施的场所从城市中心扩展到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站台、一个平凡的社区、一个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街道、一个能与公众相遇的任何地点，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美的共鸣与感动。
三、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存在的理由
公共艺术的创作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公众合作互动的产物，作品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公众的参与。在公共艺术中，艺术家要从个人的风格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切入点。这不是艺术家向公众的妥协，更不是艺术品质的降低。因为公共艺术始终强调公众的参与，作品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完善，公众也在作品的影响下慢慢成熟。而公众审美情趣的提升，也能促使公共艺术作品的更好实现。在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里，关于城市文化的记忆才能真正被凝固下来，公共艺术作品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一九八二年卡塞尔文献展上，约瑟夫·波依斯的作品《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无疑是个旷世巨作。波依斯要在卡塞尔种植7000橡树，并在树旁安放一座花岗石砖，之后他广泛发动市民出资来参与这项活动，每棵树500马克，申请人将会获得一张捐款证明和一张由波伊斯签发的植树证书。波伊斯在开幕式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希望在5年后的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种下最后一棵。现在的卡塞尔市，几乎随处可见树木，卡塞尔有了一座生长着的社会雕塑。他的作品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正如他所说：我们需要社会艺术的精神性泥土，通过它，让所有的人变成创造者，能够掌握世界。
另一位华人女艺术家叶蕾蕾用了19年的时间，以艺术的方式改变了美国费城一个原本被和犯罪笼罩着的贫民窟。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在北费城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她首先带领着孩子种树，然后在更多人不断的参与之下建造了一个园林。那些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人私下跟她说：当我完成那些作品时，听见别人对我的赞美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那感觉实在太好了！在与叶蕾蕾一同改造社区的过程中，这里的人已经学会了自己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些公众自觉、自愿参与的公共艺术作品，反映了广大公众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参与意向。在公众参与、交流的过程中，公众的意愿被充分尊重，公众个人的记忆与群体的记忆交叉、融合，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体现了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
四、结语
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在面对公众以前就可以评定出好坏优劣，公共艺术成功还是失败的结论是开放的，社会公众是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评判者，只有在互动中，在与观众的接触中，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后完成，同样，这也是公共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 公共艺术 教育适应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从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及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重要意义入手,通过对当今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新形势下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制定组织保障措施、加大基本设施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适应对策进行探索。
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实践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
一、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1、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广大同学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形成科学进步的人生观、道德观,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以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全面素质的目的。
2、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
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大学生想象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能促进大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在艺术教育审美过程中,大学生们不断探索与创造,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其发散性的思维就能得到发展和提升。
3、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大学生获得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丰富学生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可以增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此外,高校开展艺术教育,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4、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内容充实、具有艺术性、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艺术知识付诸于实践,在教与学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形成学术氛围与娱乐氛围相融洽的和谐校园文化,使公共艺术教育更好地发挥启迪思想、净化灵魂和益智的功能。
二、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艺术教育地位不高,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当今,公共艺术教育在各个高校的地位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艺术教育机构不健全,运行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艺术教育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状态。目前,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名称多样,运行模式各异,可机构设置不健全、体制不顺畅却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2、对公共艺术教育设施缺少投入、资料匮乏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公共艺术教育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资金方面投入甚少,导致相当多的高校艺术教育设施和艺术教育资料极度匮乏。由于公共艺术教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建设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使得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领域一直缺少高质量、切合实际的系列教材及参考资料,这使得大部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松散的状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正常开展。
3、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公共艺术教育的对象是来自于各个专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需求的普通大学生,艺术教育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引导学生增加自身艺术修养的角色。而现在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以从各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存在的问题是其个人文化修养和专业技能一能统一起来。大多数老师有着较高的专业技能,却难以达到一般高校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的考虑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同时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和对非艺术专业学生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寻。这些都会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适应对策
1、制定组织保障措施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措施。首先,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艺术教育专门机构。已成立机构的,要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并在机构的运作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制度,明确职责,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及艺术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各高校要根据学校艺术教育的开展情况建立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要结合各校实际,将美育或艺术教育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同时要将艺术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的一个类别,供大学生选修。再次,在艺术课程类别上,要尽量设置覆盖音乐、影视、舞蹈、美术、戏剧、文学等几大艺术门类。在课程层次上,应能兼顾理论、赏析、技巧等多个层次。在课程形式上,则应多样化,体现各艺术课程特色和个性。
2、增加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的投入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得以顺利实施,并能有长足性的发展,必须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增加基本设施资金投入。只有资金到位,艺术教育所需的设施、资料等等才能到位,才能确保艺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各高校应当从整体教育经费中划拨一定的比例,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专项基金,用于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和日常的必要开支。这些都需要高校的领导者要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对艺术教育所需设施和资料建设进行大力支持。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花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在师资配备上科学地进行统筹安排,在全面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素质方面抓紧师资的培训。首先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对公共艺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专业造诣,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再次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最后学校要把全面提高艺术教育教师素质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常抓不懈,要在课程教学、教育活动等工作量上给以合理计算,专业方面给以科学、合理认定,并在职称评聘、进修培养方面给以适度倾斜,充分调动艺术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重要作用。
内容摘要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许多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最初无不体现着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而与当时人民大众是很少有关联的。尽管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一部分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被大众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公共性”特点的艺术。例如耸立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由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化”建筑最终转换为特定城市的象征，便很说明问题。[1]但这与我们在今天所说的公共艺术并不能同日而语，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公共艺术近年在中国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由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一些城市与社区在公共空间里放置大量的艺术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伴随着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一个公民(市民)化的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正日益形成，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希望对如何在公共空间里放置艺术品拥有发言权。
从本质上看，所谓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中国得以提出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完全可以说，它实际上提出了应该由公众来掌握空间支配权的问题。这是对既往历史的一种颠覆。因此，公共艺术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概念，而非纯艺术的概念。一些人往往把这一概念(问题)放在十分精英化的艺术小圈子里来谈，就好像让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具有某种公共性，是艺术家对公众的一种恩赐，殊不知这是公众的天赋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近年来，有批评家与艺术家提出了艺术的公共性问题，[2]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和一个应该为之努力与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公共空间里如何安放艺术品，从来就没有拥有真正的发言权。
在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在一些精英意识严重的人看来：首先，人民大众完全不懂艺术，而且有些人还趣味低俗。如果按他们的想法去做艺术，只会导致艺术的倒退和堕落；其次，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还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即使向他们去征求有关公共艺术的意见，他们也会置之不理。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少数艺术家从某地区或社区领导那里获取了支配空间的权力后，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忽视了公众的意愿，还对其实行了具有独裁性质的“视觉暴力”。也许，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自己的作品无比高雅或无比艺术，但对公众来说，则与天书一般，根本无法自由进入，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另外，也由于一些艺术品严重侵害了公众必须的生活空间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样情况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后，在一些地区或社区，甚至出现了公众坚决要求拆除某(些)艺术品的情况。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少数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努力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此外我还认为，这应是中国今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反对与防止少数人——无论是长官，还是艺术家——的独裁，进而将大多数人的意愿吸纳到对于公共艺术的决策过程中。否则，所谓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空谈。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真正形成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通过权威的立法机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例如美国的一些州与城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颁发了著名的“百分比艺术计划”，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推出了“公共场所艺术计划”， [3]并配以一系列相关政策等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有力的举措，不仅从经济上为公共艺术的出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民主程序得以真正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当然，这样的美好目标在缺乏相应制度传统与制度背景的中国是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它需要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行。不过，在缺乏相应法律文件与政策的同时，人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先期在一些有条件的基层教地区(社区)进行自觉的探索，以便探索出若干可操作性强，且符合民主程序的做法与经验。在这方面，批评家孙振华在深圳园岭策划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4]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形成一个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
二
我在上文所强调的让大众来行使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艺术家，更不意味着让大众都来从事具体的艺术品创作。从民主的基本定义来看，民主的本意如果要体现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应由公众直接掌握支配空间的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由公众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必要的选择。这意味着，大众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最终会体现在对于某艺术方案或某(些)艺术家的授权上。而我们知道，在以往，类似授权一向都是由少数当权者任意行使的。它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公众的合理意见与根本利益，还会带来洗黑钱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只有在大众完全取得了对于公共空间的绝对支配权后，他们的想法与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如果要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来设定推出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那么，当一个社区决定要安放公共艺术作品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召开社区居民的会议，以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在社区内的什么场地里安放什么样的艺术品。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在很大的范围内，人们总是很难为一两件艺术品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故在更多的情况下，要由为公众推选出来的居民代表大会成员来完成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工作。而在更大的地域——如一个市或一个区，则应成立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并就与公共艺术相关的事宜，举行民调、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5]其次，由居民代表大会按照经费预算在社会上进行招标，而且必须引入中介的审计机构，以防止有人从中获取私利；再其次，将所有的参选方案予以公示，以便让公众选定某一方案，并针对其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最后，由居民代表大会按公众的意愿与特定艺术家签下有明确意向的合同，进而监督艺术家完成作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只要艺术家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又不肯按公众的意愿加以修改，居民代表大会就可以对艺术家收回授权。
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以上的民主程序进行操作，就会出现西方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黎普曼(Walter 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此外，还会出现多数人被操纵、被利用的问题。但是，如果因而推论让大众来决定对空间的支配权就会导致艺术秩序的天下大乱，那纯粹是对民主主义的无知或者诬蔑，更是对托克维尔问题的极大曲解。所以这决不应成为我们要否定民主程序的理由。其实，在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方面，职业艺术家的指导作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与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的高明之处是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专家治理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按照这一程序性的设计，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政，但不可以人人都执政。支配权只能由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专长、有卓识的政治人物来掌握。[6]正是由于熊彼特的表述把平等的选择权(全民投票)与合理的选择权(议会决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克服“众愚政治”的流弊。而当我们按这样的模式来设计公共艺术的民主机制时，就必须有意识地突出艺术家之间的良性竞争、大众的理性授权与相关机构——如居民代表大会——的必要监督。在我看来，这样就完全可以采取切实步骤防止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问题，并防止让质量低劣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在未来的民主程序里，应该有条款保证让艺术家智慧地将公众的合理想法转化为艺术时，也可以对公众不太合理的设想提出修改意见。不过，对于领导与艺术家来说，公众永远只能被说服，而不能被压服。任何用强制手段推出公共艺术品的做法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哪怕某个或数个公共艺术品好到了极致。从这样的原则出发，艺术家在推出他的艺术方案时，应该想办法运用多种方式与传媒手段来做普及宣传的工作，以争取公众的支持。这样的过程也是对公众进行民主与艺术教育的过程。一旦艺术家的想法与公众的想法达成了一致，一个或数个既有艺术性，又有公众性的艺术品就会诞生。退一步来看，要是一个为专业人士普遍看好的艺术方案竟然不能为公众所通过，也只能说明艺术家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当民主与艺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牺牲艺术，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否则，个别人将会以各种理由推翻民主的程序，并使公共艺术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居民对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必要监督的问题，以防止少数人的集体专权，但由于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故不作相关的论述。
毫无疑问，按照民主程序推出公共艺术的做法有时要比少数人做主的方式效率要差一些。因为“一言堂”在做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公众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整体的情形下，民主决策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以下优点：(1)与艺术家、政治领导的专断相比，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即使有所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公众的监督，错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2)民主开放程序既为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也使得公共艺术作品会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透明性使得决策机构——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艺术界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可以说，这种让公众与艺术家自由沟通的方式就是它最为发挥威力的地方；(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相关审查制度以及大众舆论的大胆揭露和批评——包括传媒的参与——也会不断地刺激决策机构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由此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公共艺术作品产生效率的命题只会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而从更大的范围思考问题，我们还可以说，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我们也必须有所付出。更何况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比起出大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种小小的付出还是很值得的。
现在，只要是一提到推出具有民主意识的艺术机制，就会有人说时机不太成熟。按他们的说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加上媒体的巨大整合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好，民主参政意识也好，审美欣赏水平也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发达城市的一些社区为例，高素质的居民往往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的是白领阶层，有的是文化精英，有的是科技人才，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商界决策者，有的是退休老干部，有的是在读的大中学学生……如果在这些文化十分发达的社区内也不能推行民主的艺术机制，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推行民主艺术机制的地方了。
三
以上所强调的民主运作机制，不过是一种基本的设想而已。因此它又是可以被批判与讨论的。作为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这样的理想，即在理性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一个能为各方面人士接受的民主方案最终会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到那时，非公众性的艺术品就难以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了。而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艺术机制中，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在与我讨论本文的观点时，就不无担忧地问我：难道艺术家在做公共艺术时仅仅是做“命题作文”吗？我的回答则是：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艺术家做公共艺术就如同做“命题作文”一样，但这一过程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主动的。从我对国内外公共艺术产生过程的浮浅了解中，我感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总是天然合理的。至少，也含有合理的成份。如果艺术家能够从公众的合理想法中获取灵感，并加以巧妙的转换，就极有可能创造别具新意的公共艺术，甚至形成对以往优秀作品的超越。这比闭门造车、胡思乱想要强得多。不过，公众的平均趣味总是相当难以确证的，有时还会相互矛盾。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的特殊作用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他必须以历史与当下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方案与必要的宣传工作去积极地影响公众。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明白：做公共艺术与在室内做所谓纯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纯艺术强调的就是自律性，也就是说，在追求与生活实践脱钩的同时，它的重心转向了纯形式本身或艺术家的私密性经验。公共艺术却不同，它在追求政治的有效性时，强调的恰恰是与现实生活的联姻，这也使公共性经验处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由于公共艺术是与公众发生联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方式，所以，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倾向明确的自我表现与无限制的个人扩张，从而将公共性真正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核心与标准。
其实，所谓公共性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指标，应该说，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它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应该努力体现公众的生存经验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具有可交流性与开放性。在更为成功的作品中，作品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还会有机纳入特定社区的公共性话语中；第二、应该恰当使用公众性的话语方式或努力表达公众的视觉经验，进而体现出平等交流与公共关怀的价值观，这样还可为不同层面的解读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拉近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公共艺术决不是单一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人或数人与大众合作交流、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必须努力在个人的创意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进而创造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公共性的艺术品。当然，创作公共艺术，还会涉及如何融入特定环境、历史与习俗等问题，由于这些都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畴，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批评家殷双喜曾经在一篇名为《自由与交流》[7]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内涵是艺术的社会性和艺术的民主性，它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众人格的应有尊重，它应该具有对那些无名的广大观众的一片爱心，真实地表现人，深刻地触及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公众所忽略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现代人的误区，但这应是自然而然地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尼采式的居高临下的宣谕以及粗暴的视觉挑衅。” 我感到他的话虽然针对的是当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艺术，这也正是我以它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原因。
鲁虹简历：1954年生，祖籍江西。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任职于深圳美术馆研究部。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个人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鲁虹美术文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1999》、《为什么要重新洗牌》、《行为艺术在中国》(与孙振华合作)。有约六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曾参与《美术思潮》、《美术文献》、《画廊》等美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主持或策划了“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进入都市——当代实验水墨展”、“观念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及“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重大学术活动。多次出席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2001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2004年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
【论文关键词】美学；公共艺术；西方美学；中国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本文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入点，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西方传统关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羡学观念的核在于形式论，而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占主导。
1.传统美学观念
1.1表理论
美是一种直觉，直觉就是表现，纯粹的直觉获得纯粹的表现，直觉是具有特殊的目标知觉，是一般意志的实践转化为道德活动。因此，美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愉悦的或者真善的。
1.2朦胧论
认为美是一种朦胧的清晰、模糊的明确、似是而非、不似之似、似而不似的直觉感受。美的理论是凭直觉中的感受，美中含有一定成份的真与善，但是美的事物特别是形式美，当美达到相对的审美标准时，具有一定虚假和丑恶成份的事物仍然觉得美。
1.3幻觉论
美是“观念的外观”("das Scheiene der Idee")。这一定义，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的。美，依赖于这些第二性的质的组合，因此，美不能存在于外在世界真实的物理对象之中。
1.4精神分析论
弗洛伊德(Freud)及其许多门徒初创并发展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的主要定义是怎样从永恒的“冲突”的观念出发，再进一步，这一压抑的行为又是怎样在无意识当中创造出一个观念相冲动的体系。这一体系，从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出来，术语上称“情结”(complex) 。
1.5体验论
近代科学美学创立者费希纳，把关于美的科学当作普通心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他所开创科研理论，是把实验的方法介绍到美学中来，就是一种“从下而上”("von Unten")的方法，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他用这一方法来代替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即“从上而下”("von Unten")的哲学方法。
1.6移情论
对于这一特别生动的美感经验—近年来多数哲学家都称之为移情(Einfuhlung )—所作的还不够成功的解释，不是在《小宇宙》中找到的，而是在《德国美学史》中找到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批评了赫尔德的极其类似的看法。在赫尔德方面，曾经以炽烈的想象的热情维护过内在生命的自由而又完整的表现。作者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建立在观念多样化的联想或回忆上面的。
1.7现象学论
只从事于现象("phanomene")的描述，只关心显现在知觉中的对象，而完全不管对它们在因果上的说明。它抓住对象本质的内在特性。“所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抓住每一个对象的一般特性。象这样所显示出来的事物的内在基本特征。
1.8完形心理学美学论
完形心理学美学是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词的音译。他通过对音乐曲调的研究，认为音乐绝非仅仅是曲调音响的总和，音乐中的曲调旋律除了一系列的音响外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格式塔特质”。
2.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2.1模仿说
古希腊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模仿自然。准确地说，就是艺术是模仿自然、社会和现实。依据模仿论的美学观，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标准就直接取决于模仿的真实与否，这样艺术家的创造力就大大削弱。
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很多设计作品就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再现，特别体现的城市雕塑上。
2.2表现说
艺术表现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情感表现，艺术的本质也在于情感的表现。
所谓艺术的表现论，主要指:艺术家作为个体感情的存在，强调艺术的目的仅仅只是表现个体独特的、微妙的、难以言说和不可重复的感性体验。而产生与人类心灵之中的情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冲动，只能借助外在的形式把感情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观照，可以感受的东西。
2.3形式说
形式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艺术而言，反映现实生活也好，表现主观感情也好，都必须纳人一定的审美形式，才能成其为艺术。“艺术的形式性”就是认为形式构成了艺术之最根本的特征。
对形式的认识，后来逐渐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
具体显现为:对称与均衡;反复与节奏;多样与统一。
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通过对交通的组织、用地功能的分区、各种公共设施的配套、绿色环境的开发、街景形象的塑造、特色环境的创造、城市天际线的表现，把城市的各种环境要素进行合理的安排，从形态、功能、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方面，使景观组群由无序变为有序，使城市的景观环境得以发展和完善。
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必须把握好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在制约中寻找自我，使设计师更客观地对待创作的客体，进人无模式的境界之中，再自由地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客体不会与其他的城市公共设计雷同，不会是随便从别处抄来，也不能随便搬到他处，而是“特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
3.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3.1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
意，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主观思想感情。
境，指创作者对客观形态的描绘与刻画。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写实，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对象具体的形态，要求达到内在精神的神思，强调“似与不似之间”，现代画家齐白石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象用在似与不似之内”。
当今，许多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继承了意境说美学特点，尤其是雕塑作品。
3.2格调说
中国传统美学往往强调“虚实相生”、“以简就繁”、“计白当黑，妙在无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城市公共设计是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的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对象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产品设计创造的是空间中的要素。这就需要设计师对其进行总体的综合的规划与设计，首先要注意协调各对象之间的关系，协调各要素之间的虚与实，简与繁的关系。
3.3气韵说
气，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指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韵，本指和谐的声音。气构成事物，韵则决定事物的雅与俗，高与低，美与丑。气韵，就是说，具有高雅气质的人才能做出高雅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美学重神而轻形，这种美学理念直接影响当代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水体设计时，往往追求一种意境。如由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等单位合力完成的奥林匹克公园，主要创意是整个设计像荷花在荷塘中繁茂生长一样。运动员、裁判员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比被荷叶呵护的水中和水面上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中央的步行区域和必要的交通设施是关键。整个设计弱化了具体形态的描绘，极力营造出一种荷塘意境。
4.小结
本文重点对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学传承进行概述:
4.1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人点，首先阐述传统美学观念，解决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学等问题;
4.2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美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形式论;
4.3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中国传统美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重点从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三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以其内容的广泛性、针对性、社会性和应用性特征，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关注和欢迎。据调查，目前公共关系在高校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全国 92%以上的高校开设了该课程，可见，人们对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认识越来越深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途径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要想在这竞争的年代脱颖而出是很重要的，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令自己有立足之地，有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公关课程教学设计，开展公关教学活动，改变传统公关教学模式，是所有公关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做好一下几项工作。
一、 深刻认识公共关系教学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公共关系》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软科学。公共关系学以塑造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贯穿学科的始终， 在实践上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组织领域。现代社会，没有公关意识的组织不可能成为优秀组织，没有公关能力的组织也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同样，没有公关意识和不重视公关活动的个人也很难在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对学生来说，学好它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增强“公关”意识，而且可以掌握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本技能。
二、分析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满足公众需要，而使公众满足自身需要的一个信息传播过程。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了解、认知其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这门课的讲授，让学生认知并接受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并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人身修养、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这不仅是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应是学生的真实需求。
三、传播关系理念，强化公关意识
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改善社会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学中的改善关系注重主动、真实、公正、双赢和互动，因此，对学生进行客观的关系理念引导、教育，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关系交往理念，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公共关系的关系改善过程反映了一种公关意识，包括形象意识、公众意识、服务意识、传播意识、协调意识和危机意识等。公共关系的各种职能、原则和全部操作技能、技巧也都是建立在公关意识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就没有对公关现象的敏感。没有这种敏感，即使其它公关理论学的再多，遇到实际问题时，也很难从公关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化这种公关意识，使之具有一种系统、客观的公关理念，并使之能接受这种理念，去创造性的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四、优化教学内容，重视情商教育
在公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公关观念的教学，还应该针对学生需要，进行情商教育。情商（emotion quotient），简称 eq，又称情绪智力或情绪商数。情商是指一种情绪的智慧，是一系列与人的素质有关的情感心理素质和处理情绪的能力。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除了讲授公关理念外，对学生还应重点强化个人的情商教育，以提高她们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自我激励、认知他人以及人际沟通与交往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情商教育，应重点从为人之本、交往技能和交往礼仪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以良好形象、独特感悟去影响学生、激励学生，真正实现德育的教学效果。
五、丰富教学方式，追求互动教学
公共关系课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教学公关过程，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互动教学。教师应主动创造条件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主动、积极、团结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方式上，常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与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理论教学的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启
发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客观事实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籍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求：1、目标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方面提高学生的能力。2、描述要真实。把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客观事实描述出来，使人看了有身临其境之感。3、材料要翔实。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还要有必要的伪装材料，即设有“迷宫”。4、构思要巧妙。事实、情节描述既主次有分，又虚实结合。5、文字生动有趣。能吸引人，激起学生分析的兴趣。运用案例教学法使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认知水平与解决能力。通过有关案例，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效；能训练学生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使学生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做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能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能使他们有一种“我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但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一定需要注重案例的选择和更新。另外，案例分析不是案例故事介绍，而是要通过案例介绍让学生分析相关问题，提高其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学生对公关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既可采用阐述理论一—导入案例——激发思考——讨论、 分析一—提出结论——总结归纳的方法，也可通过分组 pk 教学法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可运用情景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根据不同的专题，让学生模拟公关角色，解决“实际问题”，这需要设置具体周密的模拟情境，也可以利用大家都熟悉的真实场景，或者可对于具体的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唐松定律，即 100-1=0，指的是组织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需要组织内全体成员的努力。因此，公共关系教学内容设计一定要合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让学生学到更多其所需要的知识，更要让其重视对自身修养和交往技巧等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摘 要：《不言自明——公共艺术设计训练》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设计实践教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在该系列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基础上，根据专业特征和教学需求，在自有科研成果支持下，基于混合单元概念和现代传媒理念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创新，以更好地满足21世纪大学生和社会读者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需求。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教材； 模式创新
作为一种20世纪后期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以其本质上的公共与开放、主题上的深邃与多元、形式上的新颖与多样等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艺术已经进入很多城市规划者的视野，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由此产生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多教育界人士都在探讨在高校本科阶段是否能开展以及如何推进公共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一批相关课程建设和教材的推出就是这种探讨的直接产物。
当前，相当一部分公共艺术设计教材大多包含两个部分：对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与社会属性进行学术探讨，以及对公共艺术涉及的材料、工艺、环境进行类型化介绍。这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由于缺少相应课程体系支撑，也就谈不上教材与课程紧密衔接，虽然设置了习题，但对具体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缺少帮助；再次，这类教材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套用国外经验而忽略国内现实的情况；最后，这类教材普遍仍未脱离传统上以文字为主并配图注解的编写模式，不适合公共艺术这样前沿性的艺术形式。
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创新，从而适应新时代学习者对公共艺术设计知识与技能的需求。
一、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指导思想
（一）针对跨专业的读者群
定位准确是艺术设计教材编写的首要前提。[1]目前国内虽有部分艺术类高校设立了公共艺术专业，但为数较少。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本身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社会上的公共艺术实践任务数量有限。因此，该教材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当前国内高校相关设计与造型专业的本科生，也能满足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社会读者的需求。纵观公共艺术发展历程，虽然雕塑专业出身的公共艺术创作者居多，但也有相当多作者来自建筑、油画等专业。就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公共艺术设计在实践中又与环境艺术专业更为对口，在公园、步行街总体设计中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所以，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完全局限于单一专业，而是以打破专业壁垒，增进学科互动为宗旨，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需求，能够对不同设计专业甚至是造型专业学生在该领域知识、技能的综合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二）以具体案例为纲
当前部分公共艺术类书籍及教材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宏观的公共艺术概念，而忽略了公共艺术内部诸多不同类型，以及同一类型中诸多个案间的鲜明个性，这极不利于公共艺术设计教学的科学开展。因此，该教材编写强调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为基本要素，在大量案例分析中梳理出特定类型公共艺术作品在创意、手法上的根本性规律，有助于读者用最短时间了解这一艺术设计形式的精髓，并直接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三）强化创意思维培养
公共艺术设计是纯艺术与设计艺术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创意是否新颖往往直接关乎设计的成败。这也是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强调创意思维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艺术设计的魅力在于不断创新，独特的视野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2]因此，该教材在有限篇幅内，选取了尽可能多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介绍和评论时秉持开放性与批判性的态度，尽量不出现定论式语言，同时注重融入艺术概论相关理论知识，力求使学生在吸收知识过程中提高自身创意素养。
二、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平台基础
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活页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的创新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之上。首先，该教材具有该系列教材标志性的活页模式，可供学生粘贴作业以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时延续了该系列教材以图示形象为主要
现手段的特征，也沿用了知识链接环节的 “延展阅读”、实训环节的“思考与行动”两个主要模块。最后，由作者自己排版，体现以图像和文字为加工素材的一个全新创作过程。
进一步说，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又使得该教材形式上必须具有特殊性。首先，公共艺术是立体空间艺术形式，只有多图、特别是不同视角的多图才能准确表现特定作品的形态与特征，这就与平面设计教材有很大不同。由于设计过程和施工工艺的相对复杂性，教材中往往还要运用设计草图、效果图和施工图。另外，公共艺术作品往往具有风动、水动、电动等能动特征，因此需要更多图示形象表现特定作品的不同状态，如喷水或不喷水、电力和风力作用下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昼间和夜间的形态对比等，特别是对《水火环》（野口勇）、《水的神殿》（关根伸夫）等知名作品而言。总之，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使得该教材需要在同样篇幅中安排更多的图示。
同理，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是一个结合雕塑、绘画、环境等多个专业的前沿交叉专业，涉及学科较多，前期介绍的资料较少，这也使得该教材需要较多的文字介绍作品动议、选址、作者背景、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要素。这都要求该教材必须在系列教材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内容选取与编排模式。
三、基于自主科研成果的编写模式创新
目前，国内公共艺术实践和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完整的公共艺术理论和成型的公共艺术教学体系往往是前沿研究的直接成果。因此，该教材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基于自有学术与教学科研成果，这为其编写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一）有相应学术探索成果支撑 由于公共艺术实践领域的前沿性、独特性，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往往缺乏延续多年、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编写者首先必须对公共艺术进行合乎学理、合乎中国当前国情的学术定义。这一定义应指以环境中的雕塑、景观等艺术为主的狭义公共艺术，且兼具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笔者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依托环境雕塑建设相关法规及相应材料、工艺规范推进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建设。与纯粹的雕塑、景观相比，公共艺术作品“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 [3]这样相对完整且自成体系的学术定义，应用于教材编写，有助于明确教学目的，提升教学效果。
（二）有相应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成果可直接运用于公共艺术教学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方法正是该教材编写的基础。笔者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方法论的设计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模式探索”，通过对大量经典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出了由八个模块构成的教学模式，其中包含复制、绘画、构成三种不基于立体造型的公共艺术设计方法，运动、环境、实用功能三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艺术设计元素以及幽默和严肃这两方面的公共艺术主题元素。[4]经实践反馈，该方法适合设计专业本科生快速掌握公共艺术设计方面的艺术创意思维、审美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及表现技法。该教材正是在这一成型教学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而编写成的。
（三）有相关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设计具有高度交叉性和横断性，因而基于单一学科的教材难以适应教学需求。因此，除直接的教学研究成果外，该教材也注重与相关理论课程、设计基础课程及专业设计课程的衔接，其中包含的知识及技法多来自编者的相关教学研究成果，如天津“十五”规划重点教材《现代设计史》与《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示艺术教育》、《雕塑艺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等多部相关教材、专著。除与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外，在大部分单元的最后还安排了与教学紧密联系的 “触类旁通”、“按图索骥”、“温故知新”等环节，综合运用了建筑设计基础、平面与立体构成等课程的学生作业，实现了不同专业间的融会贯通。
四、基于混合单元概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采用传统的“章”、“节”，代之以“组团”和“项目”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编写方法，采用了美国教育界的 “混合单元概念”编排具体内容，“使用这种混合课程模式，各组成部分结合方式多，强调重点也多，而自始至终各部分都保持原
有的特点”。 [5]
（一）全书层面的编成
首先，从全书看，该教材由 “现成品公共艺术——基于发现与复制的设计”、“二维型公共艺术——基于图像表达的设计”、“构成型公共艺术——基于几何美感的设计”、“能动型公共艺术 ——基于运动的设计”、“景观型公共艺术——基于环境的设计”、“实用型公共艺术——基于人体工学的设计”、“幽默型公共艺术——基于情感表达的设计”、 “主题型公共艺术——基于人文思考的设计” 八个一级组团组成。这种分类方式基本囊括了当今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公共艺术建设范例，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具有完整性和次序性。八个一级组团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共同组成完整的体系。而每个一级组团又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单独培养学习者某一方面的能力。
（二）组团层面的编成
同时，这一排序方式也是一个能动的有机整体。就公共艺术设计的一般规律而言，设计者必须首先掌握初步造型规律与创意思维，然后在不断深化完善方案过程中接触环境、功能和能动因素问题。只有在部分较深介入社会运转的个案中，才会选择较深刻的主题，同时复杂主题的表现往往要借助于具象雕塑手段，因此在针对本科阶段的教学中并不作为重点。事实上，这种一级组团的编排次序不但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而且和一个设计课题的进度基本一致，能够实现寓技能锻炼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教学目的。
（三）设计评论层面的编成
混合单元概念也运用在全书几乎每一个延展阅读或设计评论中，特别是后者，几乎都包含艺术史知识、形式美法则、材料与工艺的相关知识。比如在介绍美国艺术家劳埃德·汉姆罗尔（lloyd hamrol）位于洛杉矶的著名作品《市区摇椅》时，不但分析了作品的主题，而且特别指出作者运用剪影式创作手法之所以获得成功，也与特殊环境（道路和与建筑间的狭长地形）造成的有限视角有关。
五、基于现代传媒理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教材主要针对青年学生，因此必须在内容采集与形式编排上更多考虑他们的心理特征。当前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即社会俗称的“90后”。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从出生就习惯了网络与新媒体，敏锐，知识面广，对直观形象敏感，但注意力不容易保持长久。传统的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片的教材形式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因此新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点，注重节奏紧凑与大信息量，兼具可读性与观赏性。
（一）内容编排递进性
由于没有了传统教材每节开篇介绍本节内容的文字，所以该教材中每个二级组团的名称就承担了简明扼要地介绍该单元内容的功能。考虑到主要读者群的认知特征，这些小标题以成语为主，能够准确概括这一单元的主题思想和教学要点。各二级组团通常体现由简到繁的次序性，如“组团no.1”在分析现成品复制型公共艺术时就分为“单打选手”、“伸展运动”、“组队参赛”等二级组团，对应运用单体现成品、变动单体现成品形态及运用组合现成品等设计方法。同时，二级组团之间还体现由浅及深的特征，如“组团no.7”对公共艺术幽默主题的介绍就分为出其不意、憨态可掬、煞有介事、似是而非、物理玩笑、童心未泯、时空倒错、感同身受、鞭辟入里九个二级组团，综合运用文学、电影等学科对幽默运用的理论成果，从最简单的幽默运用方法介绍到内涵最深刻的黑色幽默，既紧密连接又有较强延续性。 （二）题目运用趣味性
对谐音的运用也是近年来文艺创作和传媒领域的特征之一，虽然存在诸多质疑，但其依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现象而存在。该教材也适当在小标题中运用谐音形式为阐明单元内容服务，如“架”轻就熟（基于现成品复制的框架式设计）、水到“趣”成（结合水体的能动式设计）、“电”到为止（基于电能的能动式设计）、曲“镜”通幽（利用高度抛光的不锈钢球体反射周边环境的设计）等，应该属于新形势下对“寓教于乐”这一传统教育手段的运用。
（三）科学知识延展性
还应看到，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拥有大量接触科学知识的渠道，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点击链接以获取深度阅读的习惯。因此，该教材注重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学术性，比如大量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的论断来解释许多公共艺术作品的形式问题。
六、结语
经过内容与形式全面创新后的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能够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运用开放型的知识结构，变知识单方面传输为知识资源共享，从而适应公共艺术这样一种体系相对庞杂、自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知识与实践体系。综合来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模式创新能够有效支撑公共艺术教学领域的课程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掌握公共艺术审美、创意、材料与工艺运用等方面技能的人才需求，提升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水平，为新世纪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贡献。
摘要：解决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瓶颈，必须立足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特殊国情，对来自欧美国家并已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注重依托现有职能部门、管理法规及美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建立一套理论上完备、现实中可行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最终实现提高中国公共艺术建设水平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艺术建设；中国国情；管理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公共艺术概念引入中国大陆，很快因其形式多样及在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诸多领域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来自文艺批评、美学等领域的学者注重探讨以美国“百分比艺术”为代表的欧美公共艺术策划理论及其社会学意义，雕塑家、壁画家则开始尝试在室外作品创作设计中验证公共理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中国公共艺术实践推进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固然是由经济、工艺、管理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本质又应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环境相脱节等原因。需要看到，目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基本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渠道多样且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在公共艺术建设实践及后续管理中已经暴露出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遵照此类理论建成的部分公共艺术案例也面临多方面质疑。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势必会造成建设资金的浪费和因法规空白而形成的纠纷，最终将制约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推广，对城市文化建设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答案应当来自无数个体基于各自目标努力的宏大进程中。根据艺术的一般规律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以下几项工作应是不可或缺且必须及早进行的。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艺术的标准界定工作
当前在艺术批评、实践和教育领域，围绕“公共艺术”展开的激烈争辩有些混乱，以致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公共艺术自身形式多样和定义模糊，而是理论界对“公共艺术”的界定标准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雕塑、壁画即公共艺术，这佐证了当前中国公共艺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泛公共艺术’倾向”；有观点认为所有经过艺术化设计的街道设施均为公共艺术，如此，某些学者批评中国公共艺术建设“肤浅”也就并不为过；还有观点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界定公共艺术，因此，中国当前能够归为公共艺术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就陷入了窘境，公共艺术批评亦如是。
所以说，对公共艺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是客观需要。广义的公共艺术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必须本着由简到繁、由易人难的原则，以“造型艺术中的城市雕塑、景观艺术”为主先从狭义上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在狭义的公共艺术中，城市雕塑应该是当前国情下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最好的实践承载形式。因为较之壁画这一基本属于平面的艺术，雕塑的三维特性与公共空间既有本质上的契合，又比景观能表达更多的内涵。其次，中国城市雕塑发展已有一定积累，国内多个大中城市都出台了自身《城市雕塑规划》和《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有可靠的法律法规保障。再次，中国雕塑界对公共艺术概念已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具有人才和相关环境理论支撑。最后，在当前国情下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能依靠相关建设部门的财力支持，并为借鉴欧美艺术基金会形式逐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筹款机制创新提供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如果确定这样的理念，尚需注意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所有的当前存在的城市雕塑都属于公共艺术作品。目前看来，狭义公共艺术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不具备这八种主要特征的城市雕塑，如位置上有专属性的、题材严肃的、形式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排斥实用功能的、空间关系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并非为所处环境专门设计创作的城市雕塑就不属于公共艺术范畴。从这八个主要方面深入开展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在当前中
国情下更准确地界定公共艺术个体及整体特征，以期更有效地进行公共艺术理论建设、实践探索及艺术批评。
二、吸收国外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时要注重国情相似度
在当前围绕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展开的理论争鸣中，主张全盘吸收欧美相关理念，从社会学出发看待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观点为多。事实上，在欧美公共艺术实践中很少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方法论。以公认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最低限雕塑(minimalsculpture)为例，其早期代表通常是较大尺度的室内试验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原本是希望观者根据自身的“感受性和知觉性来作客观的评价”。只是到了“1960-1970年代，许多最低限雕塑的纪念性的尺度，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欧美国家保障艺术建设资金的机制相结合，逐步出现了遍布欧、美、日城市公共空间的巨大、简洁的最低限公共艺术品。最低限雕塑家对实体组织与建筑空间组织关系的探讨，又“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室外，导致去组织或者再组织大自然”。这正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大地艺术的由来。无论是最低限艺术家还是大地艺术家，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艺术价值的努力，在具有同一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弃了传统艺术承载的教化、提升作用，最终呈现出今天欧美公共艺术的整体面貌并为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所感知。欧美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借鉴的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以及由这些实例进一步总结归纳出的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无不是植根于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国情的，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到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文化传统又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宏观背景是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微观背景则是当前中国有代表性的主要城市现实环境。从宏观上看，在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试图一蹴而就，直接从立意、空间位置、筹款方式上推进带有后现代属性的公共艺术，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从微观上看，中国许多城市连基本的街区市政设施都不完全，甚至刚刚具有用艺术提升城市形象的意识，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市政设施完善，城市雕塑星罗棋布，只能见缝插针结合市政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的情状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应特别注重依靠具有艺术任务承接资格和相应能力的雕塑家、画家、景观设计师以及建设职能部门的自觉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要求这些实践者都熟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能不够现实，但是对他们来说在方案中逐步增加公 共性，使作品从内涵、形态上更好地与公众互动是不难做到的。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步行街都出现了表现当代日常生活或传统生活、工作场景的写实人像，这些虽然是对美国艺术家小强生等公共艺术先驱的借鉴行为，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写实艺术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高接受度。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的繁荣正是公共艺术建设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绝佳体现。
三、注重利用现有管理法规及法规执行单位优化公共艺术环境
欧美国家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在所属环境中具有非永久性，有些可移动，有些可人为控制作品消失的时间节点，如克里斯托的《山谷幕》和《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有些消失的时间节点则交给大自然控制，如罗伯特·史密斯的《螺旋形防波堤》，更有许多根本就是“行为”。虽然这样，依然有许多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追求永久性，并因为它们与公众互动更密切而引发一系列后续管理中的问题，最低限雕塑家塞拉的作品《倾斜之弧》因阻挡交通被拆除就是一例。因此，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还必须注重公共艺术品建成后的后续管理工作。
由于公共艺术品的特征决定其形式比传统城市雕塑更为多样，部分结合水景，部分结合声光电设备，而且其出发点也要求作品更亲近民众，因此比利用基座与公众保持距离的传统城市雕塑更容易造成游人特别是儿童的意外人身伤害，同时也必然比传统城市雕塑需要更多的维护工作。由于上述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不一的原因，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后续管理的相关法规十分匮乏，从长久来看不利于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妨碍其在繁荣城市文化方面持续、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如果能在参照现有国内大中型城市制定的《城市雕塑管理办法》及相应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质量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利用修订和增补的办法逐步加入有关公共性的条款或相关
内容，借助现有管理法规执行单位，如建设局、园林局的维护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对适用于公共艺术品管理的地方法规及地方标准进行探索，应当是一条优化公共艺术管理环境的较为稳妥、务实的技术路径。
四、注重利用现有美学理论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
即使在公共艺术实践历史悠久、相关理论基础雄厚、社会文化更为多元的欧美国家，如何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更不必说在相关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审美标准的差异与界定标准的混乱同样容易影响公共艺术建设在中国城市中的推进。
显而易见，作为艺术的公共艺术作品首先必须以形式美和艺术美的相关标准衡量其审美质量。正如陈云岗先生指出的：“(公共艺术)最终要落脚在造型物上，这个造型物的核心价值所体现的是审美而不是其他功能。”与此同时，强调“艺术自律”的传统艺术美学又难以解释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后向公众所作的必然妥协。另外，由于公共艺术品往往还能提供有限的乘坐、休憩功能，这就进一步要求公共艺术品在设计中考虑人体工程学知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技术美学的相关标准。
艺术美学和技术美学均无法完整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因为它们只涉及作品本身而不包括作品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兴的环境美学值得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环境美学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拓展其应用范畴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已有环境美学学者利用相关原理来衡量城市雕塑的审美价值。通常来看，公共艺术品与所属环境的关系比城市雕塑与环境关系更为紧密，优秀的公共艺术品应该能够提升其所在自然、人工与人文环境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当前中国国情下，要特别注重环境美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在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过程中的结合运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围绕公共艺术审美标准产生的争议，也能为相关美学理论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应用价值提供通道。
五、结语
公共艺术在中国推广所遇到的困难，并非因为当代公共艺术这一形式本身不适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源自西方的建设理论全盘照搬而很少结合中国国情予以扬弃造成的。在中国，公共艺术不应成为无所不包的艺术概念，也不具备动摇现有学科体系的能力。中国公共艺术肯定不会是未来所有门类艺术的必然发展方向，但也不能因目前的一些困惑而怀疑其在中国发展的前途。适度的争论很有意义，比如需要加快探讨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以向实践者和公众明确解释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属于公共艺术以及怎样分辨。但“不争论”也不失为一种努力方向。根据中国当前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城市具体环境现状，借助现有职能部门及相应管理办法，依托现有审美标准，循序渐进，自点及面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寻求公共艺术在反映、引领社会的同时与后者协调发展而不是冲突对立，必然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公共艺术建设之路，中国的城市建设理论研究者、艺术实践者以及绝大多数的公众，都将受益于此。毕竟，城市需要公共艺术，时代更需要公共艺术。
摘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制度原因进行研究，并从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正式制度反思和非正式制度反思两方面深入探讨。提出制度是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的观点。只有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才能扭转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的现状。
关键词：艺术体操；高校；制度
纵观艺术体操20多年在我国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竞技性一直是我国艺术体操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90年代艺术体操就已被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中，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般深入完善，许多时尚的健身项目以其新颖性、观赏性、普及性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参与，艺术体操项目受到冲击。目前在中、小学少有人问津，在高校艺术体操课也名存实亡，甚至许多有体育专业的高校也取消了教学大纲中艺术体操课程[1]。针对这种现象，许多有识之士从现象入手，总结出了一些原因：如艺术体操项目难、缺乏师资、师资水平低、学生基础差等，但这些从现象得出的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因此，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从根本上探讨我国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开课现状，并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一、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不容乐观，相关的研究资料甚少。其中于巍巍（2007）[2]在《湖南省高校艺术体操选修课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高校形体健身类选修课00—06年开设情况发现，湖南省在这7年间仅有2所高校开设了艺术体操课，7年间的增长率为0，相比体育舞蹈在这7年间，由最开始的4所高校增到11所高校，增长率高达63%。黄波[3]（2007年）在《我国艺术体操软化式发展的初步研究》中在对全国部分高校330名学生调查中也发现，有42%的学生不知道艺术体操是一项什么运动，而知道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媒体途径知道的。58%的同学没有参与过艺术体操（包括参加练习；观看比赛或表演）。从前人的调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正处于知名度小、开课率低、学生人数少等困难。
二、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正式制度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4]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公开和实施的行为规则。学生在学校中的一切活动都受着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组织和制度能够向群体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刺激因素和注意向导器，引导成员行为”[5]因此，高校中的各项教育制度及行为准则对身在其中的学生有一定的制约性。
（一）对教育制度的反思。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校教育也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由于应试教育和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学校教育现状根深地固，对学生体育活动发展设置障碍，使艺术体操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1.重智轻体评价体系。
在我国，由于应试教育体制，高校以下的各级学校中体育成绩占学业成绩的比重通常非常小，这使许多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忽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学习。一些地方的高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体育课甚至名存实亡，这直接导致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体育基础薄弱。学生本身体育基础的薄弱使学生在学习艺术体操的过程中感觉困难，从而挫败学习信心，使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艺术体操这门课，从而阻碍艺术体操这项运动在高校的开展。
2.教学模式。
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多已经使高校体育教学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生人数多，活动场地有限已经成为各高校棘手问题。但多年来，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教学模式的落后，重技术的教学思想导致了许多学校艺术体操课限制学生选课，满足不了扩招后学生上课的需求量。另外，教材的陈旧、学习内容的枯燥降低了学生对艺术体操的喜爱程度以及后续的推广力度。
（二）对体育制度的反思。
体育制度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体育运动在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也受制于体育制度的制定。
1.《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文件执行不利。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体育新课程标准》等是我国教育部门颁布实施的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制度性文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学校违背上述规定，占用体育场地，这些都为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情况持续下降埋下隐患。
2.重“竞技”对学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导致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长期重视竞技性体育的发展，对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重视不够。这就使我国国民整体上把目光聚焦在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上，导致我国艺术体操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放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没有注重长远发展，群众基础没打好，一味的追求高水平，使艺术体操在群众中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在学校开展艺术体操项目了。
3.体教分离和政府垄断的竞技体育体制对高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竞技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的体育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6]。在艺术体操发达国家，学校是重要培养艺术体操人才的地方，如世界艺术体操强国俄罗斯，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就己把艺术体操列入大、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并且从幼儿就开始进行艺术体操练习，以锻炼意志品质和培养审美意识[7]。但是在我国，竞技体育从学校中分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这就使高水平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无法容入学校，竞技艺术体操的重要示范和引导作用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没起到任何作用。
三、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非正式制度反思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现实社会中，一些非正式制度对高校的艺术体操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
保守的观念会阻碍事物的创新发展，使其生命力下降，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不难看出有些老师不能扩展思路提高教学效果。更有许多体育老师甚至有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认为艺术体操是“软指标”这种片面的看法[8]，一些高校的学生也对艺术体操认识有偏见，他们只看到竞技艺术体操，以为艺术体操就是由“高、难”动作组成，而没有认识到艺术体操基础、大众性的东西。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影响了艺术体操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全面普及。
（二）第五届大运会取消艺术体操比赛的影响。
由于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始不设艺术体操比赛项目后，一些高校、体育院校艺术体操教学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一些学校甚至也取消了艺术体操这门课程。甚至有些人预言艺术体操将在高校消失。影响了艺术体操人才培养。从而艺术体操进入无人教、无人学的恶性循环。
四、从制度根源扭转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建议
（一）体教结合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体教结合是我国现在体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体教结合才能充分利用社会、学校的体育资源。逐渐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转移到学校教育中培养。当竞技艺术体操在高校蓬勃发展起来时，它在学校才真正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艺术体操活动中。
（二）加强宣传教育。
传统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要充分利用近来年我国举办的各种大型运动会比赛的时机。艺术体操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运动项目，在各大赛事上的表现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应借鉴各国在大型运动会是怎么对国民体育及大众体育进行宣传、扶持，来进一步加深和提高艺术体操在我国高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学生对艺术体操传统观念的改变和全方位的认识。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制度是制约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想改变高校艺术体操的开课现状，必须先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在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
根据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已经单独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理学、工学并列，而传统理工科大学是以理学、工学为主干学科发展起来的，艺术学的教学活动没有历史的积淀，无论是从学科背景、师资队伍，还是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与综合院校或文科类院校相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人文学科力量相对薄弱
从1992年开始，一些较大的理工科大学合并了农、医、师等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或者多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但在高校扩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增设了人文学科院系，这些人文院系的设立大都是在学校开设的人文社科公共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时间相对较短，其专业设置、学科力量、师资水平一般很难赶上综合性高校的人文学科。所以，理工科大学目前的人文学科设置在整体上还是相对薄弱的，再加上理工科大学本身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力度和资金投入普遍不够，没有同理工科大学的其他专业同步发展，也造成了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坚实的有利于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的人文学科体系。
（二）校园人文类学生社团影响力不够
高校的艺术教育，除了专门的课堂教育以外，还需要依赖大量的学生社团来组织各项活动。目前，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立了许多社团，但是人文艺术类的学生社团却不多，而且不论是社团的学生规模、水平，还是社团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及那些理工类学科社团的影响力大。
（三）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一般来源于学校专门引进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专业人才和学校的人文社科类院系的专业教师。由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一般都是选修课，对教师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授课水平，乃至个人知名度和魅力，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承担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压力还是很大的。为此，公共艺术教学现状，带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
二、艺术教育的认识误区
各理工科大学虽然按照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2002）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的要求开展了艺术教育，但是各高校在具体实施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仍遇到诸多困惑和困难，对艺术教育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一）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定学生培养计划时，当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列入正式第一课堂教学时，个别理工科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认为是占用了专业教学时间。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美育熏陶，而公共艺术教育则体现了对于人的个性培养，这是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也说过：“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由于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中庸俗化倾向的挑战，加强艺术教育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共艺术教育是理工科大学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
有些理工科大学把校园内的艺术教育仅仅看作是丰富校园文化氛围，满足学生业余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将公共艺术教育上升为学校素质教育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其实各种艺术活动如绘画、舞蹈和唱歌等是体现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领域，生动的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实现自身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艺术教育是当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
（三）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当成激发大学生的智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些理工科大学虽然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作为课堂教学列入了培养计划，但与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存在“两张皮”现象，没有真正从专业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艺术课程布局，往往局限于有哪一类艺术课程教师就开哪类的课程。从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得知，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激发学生进行形象的、想象的直觉能力，培养学生想象力和严肃的审美品位等方面具有其他门类教育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和特殊作用。艺术素养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正有利于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公共艺术教育的具体举措
（一）健全课程体系
在公共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把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纳入到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体系之中，通过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第一课堂的建设，使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更加符合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把公共艺术教育课列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都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按照选修课进行实施和管理，此性质决定了这些课程必须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要求才能真正开设，若存在教学质量不好、课程内容匮乏，自然会被学生“淘汰”。同时，这些课程授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或周六、周日，教务管理中往往疏忽对这些课程的日常督导。所以，必须将公共艺术课纳入到课程评价体系中，保证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理论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在重视艺术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十分突出艺术教育的实践性，着力于提高学生对艺术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比如学校要重视大学生艺术团这个平台，把艺术教育落实到器乐演奏、声乐表演、话剧排演、舞蹈训练、书画作品等具体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他们的艺术实践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巡礼”，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走出校园、走出国门进行表演等方式，展示公共艺术教育成果的同时，也展示出各个学校大学生的风采。
（三）做好艺术教育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第一，理工科大学要建立公共艺术教育的组织机构。学校要明确分管公共艺术教育的校领导，成立类似于“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对全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进行宏观指导、规范管理，对有关公共艺术教育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承担公共艺术教育部门与教务处、学工处、宣传部、团委以及人文社科类专业院（系），必须密切配合，既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积极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工作。
第二，做好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各项制度建设。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公共艺术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制定相应的制度内容。
（四）加强艺术教育的专门师资队伍建设
理工科大学要从整体发展规划和学生培养的需要出发，按照公共艺术教育应具备的人才队伍素质的客观要求，专兼结合，多措并重举，努力做好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为加强公共艺术课程的管理，高校需要聘请包括教学名师、专家，坚持对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进行严格的审查、试讲评比活动，推行教师多媒体课件进课堂的“准入证”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案、课件进行考查；同时，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列入学校教学督导组的督导对象，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加强各种条件的保障力度
理工高校要加大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这些经费主要包括日常建设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专项经费、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专项经费等，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正常运转以及各类艺术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教学技术手段方面，一是要为公共艺术课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二是要为大学生艺术社团配备乐器及图书、音响、影像资料等。在活动场地方面，高校要营建专门的艺术教育场馆，满足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的需要。
（六）突出自身艺术教育的独特性
目前，许多理工科大学都是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高校，一些院校还专门设立了艺术院系。今后，理工科大学还要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要逐渐形成自己的公共艺术教育规律，进一步结合学校实际，形成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鲜明的特色。但各个学校都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尤其是学科建设和服务领域，所以公共艺术教育要与本校特色相结合，努力打造出本校的品牌和优势。
结语
公共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专业教育，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育人，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托公共艺术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把加强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坚持将艺术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活跃学生生活，繁荣校园文化；三是坚持艺术教育普遍规律与学校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符合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特点的模式，实现艺术教育更加深刻、更高层次的价值；四是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分类指导，针对全国招生、生源层次多、艺术基础差别大的大学生群体，构建不同层次的艺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