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